胡某诉吴某等侵害商业秘密案

唐青林


一、案件来源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04）昆民六初字第27号、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04）云高民三终字第59号判决书。

二、案件要旨
不符合商业秘密构成要件的信息，即能够被所属领域的相关人员普遍知悉和容易获得，没有商业价值，或未经权利人采取相关保密措施的信息不能被纳入企业商业秘密的范围加以保护。企业需结合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在权衡利弊后对相关信息适合哪种知识产权保护形式进行选择，把不能或不适合列入商业秘密的信息排除或选择采用专利、著作权保护等方式进行保护。

三、基本案情
原告胡某于2000年1月，2001年4月在昆明成立了东方美发厅和东方永青补发中心（均为个体工商户），从事假发补秃业务。原告的进货渠道分别来源于上海和事公司、上海天乐厂及上海永青公司等。被告缪某、周某分别于2002年6月和11月进入原告开办的东方永青补发中心工作，缪某任经理，周某则从事理发及头发护理等业务。2002年11月28日，胡某与周某签订了《劳动合同书》，约定了相关的权利义务。2003年7、8月间，周某、缪某分别离开了原告的东方永青补发中心。2003年12月8日，缪某以其丈夫被告吴某的名义开办了馨艺补发店（个体工商户），从事假发补秃业务，并在昆明市相关报纸上刊登了广告。后被告周某也到馨艺补发店工作。三被告在经营过程中，曾向上海和事公司购买了假发片。
原告胡某在知道被告开办、经营了馨艺补发店后，以三被告侵犯其价目表、订单样式、客户名单等商业秘密为由，诉至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经查明，原告在其经营的东方美发厅、东方永青补发中心均制订了“员工工作制度”、“员工保守商业秘密规定”并在其与职工签订的劳动合同中约定有保密条款。

四、法院审理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查现有证据、事实后认为，本案争议的主要问题包括：
一、 原告胡某所主张的经营、技术信息是否构成商业秘密的问题。
胡某主张其接待咨询、佩带发片等五项管理方法，价目表、订单样式、货源渠道等信息属于其商业秘密，但上述信息均因缺乏商业秘密的某一构成要件，即缺乏秘密性、价值性或未经采取合理的保密措施，法院不予认定。而胡某所主张的其客户名单，是其在经营过程中积累起来的自身独有的经营信息，同时结合原告通过采取制定“员工工作制度”、“员工保守商业秘密规定”等保密措施，可认定该部分内容符合法律规定的商业秘密的特征，属于商业秘密。
二、 三被告是否侵犯了原告的商业秘密的问题。
胡某的客户名册属于商业秘密，但由于胡某未能向法庭提出证据证实被告有窃取原告客户名册的行为，相反，根据被告的证人（原为原告的客户）证词中所述，其到被告补发店补发是通过看到被告补发店的广告，而并非被告依照原告客户名册主动与其进行的联系。另外，由于补发店所面向的是特定的人，即脱、秃发者，被告在经营过程中接收了个别原告的老客户，也不能就此认为被告侵权。因此，原告单纯以被告补发店接收了原为原告的客户就推定被告侵犯其商业秘密的观点不能成立。故法院认为三被告的行为没有构成对原告商业秘密的侵犯，不应承担民事责任。
综上，法院最后判决驳回了原告胡某的诉讼请求。
胡某不服一审判决，认为一审违反法定程序，同时存在适用法律错误的问题，并向云南省高院提起上诉。
但二审法院通过审理确认，对案件法律事实的认定与一审一致，认为根据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被上诉人吴某、缪某、周某构成对上诉人吴某商业秘密的侵犯，故对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并最终作出了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二审判决。

五、律师点评
在上一个案例中，我们分析了企业的哪些信息可以被纳入商业秘密范围进行保护的问题，那么，企业的哪些信息不可以列入商业秘密的保护范围呢？
根据国家经贸委办公厅于1997年发布的《关于加强国有企业商业秘密保护工作的通知》第一条的规定：“商业秘密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企业在确认商业秘密时，要注意以下几点：（1）商业秘密主要是指制作方法、技术、工艺、配方、数据、程序、设计、客户名单、货源情报、招投标文件以及其他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2）这些信息必须处在秘密和难以为公众知悉的状态；（3）这些信息必须具有实用性，能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4）企业作为权利人，必须对这些信息采取合理的保密措施。”也即是说，只要不具备商业秘密的构成要件之一，即能够被所属领域的相关人员普遍知悉和容易获得，没有商业价值，或未经权利人采取相关保密措施的信息，就不能被作为商业秘密进行保护。因此，诸如企业的人事任免决定，员工的工资、福利待遇，奖惩管理规定，生产工作计划，尚未成形的策划书、面向顾客实施的管理、服务程序等等，这样的信息只能作为企业的内部信息加以保护，而不能构成法律所承认的商业秘密。同时，还要特别注意的是，员工的个人知识和技能也不能被纳入企业商业秘密的范畴。
另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不正当竞争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二款，下列信息不能被列入商业秘密的保护范围：“（一）该信息为其所属技术或者经济领域的人的一般常识或者行业惯例；（二）该信息仅涉及产品的尺寸、结构、材料、部件的简单组合等内容，进入市场后相关公众通过观察产品即可直接获得；（三）该信息已经在公开出版物或者其他媒体上公开披露；（四）该信息已通过公开的报告会、展览等方式公开；（五）该信息从其他公开渠道可以获得；（六）该信息无需付出一定的代价而容易获得。”
本案中，原告胡某向法院主张其拥有的商业秘密包括经营接待咨询、佩带发片等五项管理方法，价目表、订单样式、货源渠道等信息，以及客户名单等，但最终仅有客户名单一项获得了法院的支持。可见，企业在划定自己单位的商业秘密时，要时刻围绕着商业秘密的构成要件进行考虑，结合本企业的实际情况，在权衡利弊后对相关信息适合哪种知识产权保护形式进行选择，把不能或不适合列入商业秘密的信息排除或选择采用专利、著作权保护等方式进行保护。对于确实适合以商业秘密形式保护的信息，则要明确其范围，并将该些信息作为企业重要的知识产权纳入资产管理的轨道中去。

编者注：本文摘自北京市安中律师事务所唐青林律师主编的《中国侵犯商业秘密案件百案类评》（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唐青林律师近年来办理了大量侵犯商业秘密的民事案件，为多起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罪提供辩护，在商业秘密法律领域积累了较丰富的实践经验，欢迎切磋交流，邮箱：lawyer3721@163.com，电话：13910169772。


关于人民陪审员制度的思考



内容提要 《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于2005年5月1日起施行，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关于陪审员制度的单行法律，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一项重要措施。本文在分析目前人民陪审员制度存在的问题以及人民陪审员制度的社会价值的基础上，论述了人民陪审员制度存在的必要性，并为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完善提出了几点设想。

关键词：人民陪审员制度　司法民主　司法公正 司法公开

“人民陪审员制度是国家审判机关吸收普通公民参与刑事、民事和行政案件审判的制度”。①陪审制度起源于奴隶制国家雅典、罗马，为中世纪欧洲少数封建国家所继承，盛行于资本主义社会。现代意义上的陪审制度起源于英国，并在美国得到充分的发展。②从30年代初到40年代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边区和解放区都实行了陪审制度。新中国成立后，继续保留了陪审制度。③十年动乱期间，我国司法制度遭到严重破坏，陪审制度也未能幸免。改革开放后，虽然恢复了陪审制度，但在各项司法制度改革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陪审制度却没能跟上时代的步伐。《决定》确定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人民陪审员制度：由公民（人民陪审员）与职业法官共同组成合议庭，共同从事审判——参审制。

一、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存在缺陷

（一）立法缺陷

1、人民陪审员制度在现行宪法中未作规定。宪法是一国的根本大法，其内容是规定国家基本经济政治制度和公民的基本权利义务等。而作为司法民主重要内容的人民陪审员制度，无论是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还是作为一项基本的司法制度，就其地位和重要作用而言，都应当在宪法中加以规定。建国以来，我国先后颁布了四部宪法，前三部宪法都对人民陪审员制度作了规定。现行的1982年宪法却未规定人民陪审员制度，对1982年宪法进行的3次修正中也均未提及人民陪审员制度。2005年5月1日起施行的《决定》对人民陪审员只是作了粗线条的规定，也有待立法的进一步完善。在当今以依法治国为基本治国方略、以民主政治建设为基本纲领的形势下，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地位却从宪法原则下降为基本法的原则，这不能不说是立法上的一种缺陷。

2、人民陪审员参审案件范围模糊。《决定》规定，除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和法律另有规定的案件，人民法院审理的“社会影响较大的刑事、民事、行政案件”的一审由人民陪审员和法官组成合议庭进行。且刑事案件被告人、民事案件原告或者被告、行政案件原告，都可以向法院申请由人民陪审员参加合议庭审判。

但《决定》的这些规定不具备可操作性，《决定》中并未规定什么案件必须由陪审员参与审理。这就导致实践中那些案件由陪审员参审不好掌握，而实践当中往往是将该项制度置于“可有可无”的境地，甚至法院将人民陪审员作为一种审判力量不足时的补充，更有甚者将其作为一种廉价的“劳动力”，得不到起码的重视。而“社会影响较大”也不容易准确理解和把握。陪审员参与审理的案件，是当事人可以要求也可以放弃的一种法定权利，还是法院的权利没有明确。在实践中也没有相关的诉讼程序加以保护，如在开庭通知当中没有告知当事人可以申请人民陪审员参加审理的权利，有很多当事人实际上也不知道还有申请人民陪审员参加审理的权利，这是一种立法程序上的缺失。如果符合陪审条件案件的当事人要求采用陪审的方式进行审理，法院是不是有权拒绝？或者相反，在当事人与法院就是否适用陪审员出现意见分歧时，是以当事人的意见为准，还是以法院的意见为准，《决定》没有规定，只能根据具体的情况具体适用，实践中各种做法都有。

在《决定》施行前，我国在确定人民陪审员参与案件审理时，多数的做法是由法院自行指定。一些法院出于方便安排陪审工作等考虑，将陪审任务固定交给少数积极性较高的人民陪审员，导致他们变相成为“编外法官”，失去了这项制度应有的群众性，为体现程序公正，《决定》借鉴欧美国家的做法，规定，基层法院审判案件依法应当由陪审员参加合议庭审判的，应当在陪审员名单中随机抽取确定，中高级法院审判案件依法应当由陪审员参加合议庭审判的，通过其所在城市的基层法院在陪审员名单中随机抽取确定。

人民陪审员参与审判随机抽取的确有利于公正，但这种做法难以将一些人民陪审员的特长发挥出来，不利于优化配置司法资源，甚至于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④只有懂得什么是公正的人才能做出公正的选择，所以选择人民陪审员审理案件，应根据案件的特点和需要，去选择那些适合担任本案审理，学有所长，有利于保证司法公正的人做人民陪审员。

3、人民陪审员的权责不一致。《决定》中虽然规定人民陪审员违反与审判工作有关的法律及相关规定徇私舞弊、枉法裁判造成错案或严重后果的将被免除人民陪审员职务，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很显然，有关陪审员“错案”追究的制度规定是过于原则和抽象的，更难以操作。试想，陪审员享有与法官同等的权利，却没有与法官等同的责任，谁能保证人民陪审员能够秉公说案，严格执法？何况现在的绝大多数人民陪审员在法律水平，适用法律、审判经验方面的能力赶不上法官，谁来保证案件的质量？谁又能让当事人更放心呢？在人民陪审员参加审判时只是说与法官同等的权利，那是否意味着人民陪审员也可以会见当事人，可以调查取证等等，实践中是没有，也没有可能有。庭外的工作都是以法官自己在操作，人民陪审员一切都无从知晓。

《决定》只规定了合议庭中人民陪审员所占人数比例应当不少于三分之一，然而在陪审员参与合议庭审理案件时，究竟只选两个还是一个陪审员呢？如果选两个陪审员参与庭审，一旦意见与一名法官相左时，情况将变得复杂。按照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案子的最终结论将按照陪审员的意见定。一旦形成错案陪审员不会受到什么追究，承担责任的只是法官，陪审员受到责任追究最多丧失兼职，其他毫发未伤。这种权利义务的失衡，容易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给司法公平带来潜在的危险。

（二）管理缺陷

1、人民陪审员的选任状况混乱。选任范围模糊。《决定》第五条、六条规定了禁止从事人民陪审员职务的人员，如果该条规定明确具体的话，那么选任范围也就明确了。但该条在禁止规定的表述中用了“等”字，便使禁止从业的人员与选任范围都显得很模糊，当然这属于制度规定上的缺陷。该条仅将“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列入禁止担任范围欠妥，应将人大常委会工作人员也列入禁止范围。理由是：首先人大作为权力机关，法院由人大产生，并受其监督，二者的关系是监督者与被监督者的关系；其次，如果人大常委会工作人员成为人民陪审员与法官共同审理案件，就变成监督者工作人员与被监督者工作人员同为一项事务，容易造成监督失位。一旦有错案发生，引发错案追究将很难处理。选任对象模糊。《决定》中规定了选任对象的一般条件与学历条件。尽管该规定将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排除在人民陪审员的人选外，看似有“精英化”的倾向，实际上单纯学历的限制仍不能适应审判活动“精英化”的形势。由于陪审员的工作就是参与审判活动，协助法官工作，所以陪审员必须走精英化道路，陪审员精英化必须是那些在某一领域较有专长或具有权威的人士，因此单靠学历的规定显得模糊，也不科学。所以必须用多个标准科学界定陪审员的条件。而目前法院系统的法官大多数是科班出身，专业性较强，在正确处理案件，案件公平上还是有保障的。至于目前司法领域的裁判不公固然有法官自身的原因，但更多是来自于现行体制、制度和社会方面的原因。因此，我们不能因噎废食，更不能据此对所有法官的公平、裁判的公平提出质疑。以陪审员来监督裁判公平的做法既不科学也不可行，更显得幼稚可笑。

毕竟审判活动是一项很专业的活动，所以更需要专业化的人士加入进来。既然陪审制不是政治点缀，那么就应该选任专业人员来弥补法官自身的知识缺限，共同查明案件事实，分清是非。正确裁判。如果我们选任平民加入审判活动的行列，出于监督法官行为的目的，又如何能够正确处理案件呢？毕竟案件绝大多数时候是靠具备熟练的专业知识的人员去处理，而不只凭感情、靠单纯说理。⑤凭感情处理案件将重新步入“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 的怪圈，陷入司法不公的泥淖；靠单纯说理处理案件将有违法之险，因为合法的事情未必合理，合理的事情未必合法，所以处理案件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

2、人民陪审员管理不善。我国有相当数量的基层人民法院，需要配备一定数量的人民陪审员。从数量上讲，人民陪审员是一支庞大的队伍，但这支队伍既没有专门的管理机构，也没有相应的管理制度，虽然《决定》规定了由基层人民法院会同同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机关对人民陪审员进行培训，但规定的太过笼统，实践中无所适从，系统的理论培训和法律业务培训亦无从谈起。对于人民陪审员在履行职务过程中发现的法官在审理案件中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形，也无法进行有效的监督和制约。这必然会导致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弱化。

3、人民陪审员的工作条件得到保障。陪审员经费保障难以实现。《决定》第十八条、第十九条规定了陪审员的经费来源是人民法院，是以补助的形式发放，而且人民法院对陪审员补助费用由同级财政予以保障，但是这两条规定过于原则，而且也难以落实。⑥多年来我们一直强调人民陪审员所属的单位应该大力支持陪审员的工作，一直强调人民陪审员应该加强为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做贡献的意识，但是在市场经济为主导的今天，这些作法很难发挥效力。另外，一些法院确实有经费困难，很难及时按规定给陪审员发放那本来就是标准很低的补助。目前，在很多基层法院，自身的业务经费在同级政府中就难以保证，怎么能保障陪审员的补助呢？即便能够保障陪审员的补助费用，关于补助费的发放形式，发放标准均是模糊的，更何况《决定》第十八条第三款规定“无固定收入的人民陪审员参加审判活动期间，由人民法院参照当地职工上年度平均货币工资水平，按实际工作日给予补助”，这就人为增加了法院的工作量，给法院带来工作负担。因为法院不是陪审员的管理机关，而计算陪审员的补助标准是管理机关的工作，这样就造成职责不清，给法院审判工作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由于种种原因，人民陪审员没有专门的办公场所，加上个别法院审判人员的责任心不强，人民陪审员空跑、等待开庭、无处休息等现象时有发生，这也极大的拙伤了人民陪审员工作的积极性，对我国的陪审制度的发展无疑是不利的。

（三）自身问题

人民陪审员自身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有的人民陪审员文化和业务素质不高。从目前情况来看，人民陪审员文化水平参差不齐，大部分缺乏法律知识。人民陪审员虽然与职业法官拥有平等的评议和表决权，但是普通公民往往信服于职业法官的专业知识，从而自然地产生一种权威屈从心理，在评议和表决过程中实际上往往遵从法官的意志。在案件合议时闭口静听，评议表决时随声附和，使合议变成了“合而不议”，由法官个人说了算。很多时候，陪审员实际上只起到陪衬作用。二是有的人民陪审员自身参与意识不强。不知道自当选之日起就应该肩负起民众的意愿，承担起社会、历史赋予的责任，没有真正把执行陪审工作当作应当依法行使的权利和义务，对陪审工作持无所谓态度。⑦“陪审中常常是参而不审、审而不议、议而不判，陪审成陪衬，在现实中产生一些异化，未能充分发挥作用”。三是有的人民陪审员不愿意参加陪审。由于陪审员参加陪审要耽误自己的时间，从个人及企业的角度讲，都会影响其经济利益。这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无疑会影响大家参加陪审工作的积极性。表现在个人方面，就是对陪审工作缺乏热情，推托敷衍，表现在企业方面就是对员工参加陪审工作不支持，甚至是设置种种障碍。

二、我国保留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必要性

人民陪审员制度在近年来暴露出来的问题越来越多，已严重制约了这项制度的生存与发展。面对我国陪审制度的这种现状，有人提出了干脆取消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建议。但是我们也应注意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政权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广大人民群众逐渐实现了当家作主的愿望，民主和法治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人们的法律意识正在增强。一定程度上，法律文化传统受到了冲击，并由此发生了潜移默化的革新。特别是在当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中，健全的人民陪审员制度能够以其特有的方式和程序体现司法的民主与公正、树立人民对司法的信心。“它不仅开创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民参与国家政权建设的重要途径，同时也为实现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提供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和社会基础”。我认为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的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人民陪审员制度是国家司法民主的重要体现

陪审制度是司法民主的重要保障措施之一。⑧虽然世界各国的陪审制度不尽相同，但是其都被认为是公民参与审判活动的一种有效方式，是在司法决策过程中防止法官独断专行的有效措施。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由人民当家作主，参政议政是其基本特征。在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一直是吸收人民群众参与国家审判活动的重要形式。人民陪审员由人民群众选举产生，他们来自社会各界，分别熟悉各种各样的社会生活，他们参与审判活动，可以更广泛的代表人民的意志，是人民群众参政议政、参与国家管理活动的一种形式，是人民法院在审判工作中依靠群众，联系群众的有效方法，也是现代社会和法治国家司法民主化的重要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