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美学的观点看法律——法美学散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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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舒国滢 　

　　（一） 　

　　或许是由于工业化和商品化时代滥用理性和“计算”规则的缘故，我们现在已愈来愈丧失了黑格尔所称谓的“理念的感性显现”（审美）的能力。崇高物象的心灵激荡，“无利害感”的游戏冲动，诗歌语言引动的惊异与纯喜，无限想象的自由伸展的渴望，“风格”、“趣味”的体验与追求，以及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所描绘的“酒神状态的迷狂”[1]，似乎也渐渐远离了我们感性直观的视野。以至于，当我们从艺术和美学的观点来审视被高度理性化的意志所宰制的所谓“法的世界”的时候，我们要面临着那些把法学作为纯规范科学的专家们的指摘，“法美学”的理论旨趣甚至可能会被看作是“不伦不类的妄议”而遭受讥讽，被排拒于法学神圣庄严的殿堂的大门之外。人们难以接受的事实是：法律怎么能够成为美学或艺术的“视之对象”呢？ 　　 　

　　所以，当德国法学家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Gustav Radbruch）在其《法哲学》（1932年德文版）一书中主张通过文学创作和艺术作品来认识法律的本质，并且要求建立一门法美学（Aesthetik des Rechts）之时，他实际上已经注意到“法的世界”和“艺术（美）的世界”之间的隔膜给现代人类的心性所造成的深刻影响。拉德布鲁赫指出，随着文化领域的特定化，法与艺术逐渐趋于分化，甚至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法是文化构体（Kulturgebilde）中属于最为僵化的一种，而艺术则是变动的时代精神最为灵动的表达形式，两者处在自然的敌视状态。那些富于才情的浪漫诗人甚至咒骂法律，把它们看作是“每时每刻折磨人的心灵、令人恐惧的东西”[2]。我们在学术史的发展中发现：正是由于法律和艺术（美）分属不同的精神领域的缘故[3]，那些早年抱持“寻找一份体面的职业”投考法学院的才华横溢的学子们（如歌德、席勒、马克思、雅斯贝尔斯），不堪承受法律所造成的“心灵的折磨”，后来又纷纷放弃从事法律职业。 　　 　

　　不可否认，法学是反映人的经验理性的学问，是人的法律经验、知识、智慧和理性的综合体现。自然，法学也可能会渗透研究者个人的感性的观察和领悟，但它绝不是个人感情的任意宣泄。就其本性而言，法学是与一切展现浪漫趣味和别出心裁的思想方式相抵牾的。尤其是近代以来，随着法律活动愈来愈趋向专门化和职业化，法学与法律的语言经过法律专家们的提炼、加工，已经演变成不完全等同于“日常语言”一套的复杂的行业语言。在谈到其特点时，拉德布鲁赫指出：“法律的语言是冷静的：它排除了任何情感的声调；法律的语言是刚硬的：它排除了任何说理；法律的语言是简洁的，它排除了任何学究之气（Lehrabsicht）。”[4] 　　 　

　　我们还可以说，法律的语言具有精确的意义和所指，但由于它们是需要专家操作或“表演”的语言，是一种由高度发展的文字伪饰过的语言，它们也就不那么贴近人们生动活泼、多姿多彩的感性生活，而总是与普通人的感性直观保持着一种“距离的间隔”，有时甚至会抑制人们通过审美的自由追寻“终极愉悦”（极乐）的那种渴望和冲动。这样，至少就近现代的所谓“法学家的法”（Juristenrecht）而言，它们表面上愈来愈丧失了令普通人感到亲和愉悦的直观的趣味，这亦无形中遮蔽了它自己独特的审美的性质和价值。 　

　　（二） 　

　　历史悠远的距离所造成的朦胧感，可能会唤醒我们现代人心灵中一丝尚存的审美意识，促使我们去探看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所谓“亦法亦歌”的规则，研究那种与人类的感性正义观念浑然一体的生动的“活法”（lebendiges Recht），甚至也会对那些与我们的性情和认知完全隔膜的现代法律（法典）或司法活动产生审美的兴趣。 　

　　感谢18世纪意大利哲学家维科（Giambatista Vico, 1668-1744），他在科学技术蓬勃发展给人类带来巨大的“能力感”的时代，写下《新科学》（scienza nuova）一书，把我们的心性带到古代如梦如幻的精神世界，使我们感受到先民那种不同于技术理性和数学方法之“诗性智慧”及其创造物的魅力。“诗性的经济”、“诗性的伦理”、“诗性的政治”、“诗性的宇宙”，如此等等的语言背后的意义空间所展示的图景，至今仍然在我们受技术宰制的心灵里产生震颤。 　

　　维科以其独特的语辞分析和生动的笔调描绘出“法”起源的自然意象。他关于古罗马“法”（ius）一词的诗性推论，透现着对法律的一种审美情感。维科指出： 　

　　古代法学全都是诗性的，……古罗马法是一篇严肃认真的诗，是由罗马人在罗马广场表演的，而古代法律是一种严峻的诗创作。[5] 　

　　其实，在更早的时期，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国家篇》（《理想国》）和《法律篇》中已经隐约地表达了相同的思想。柏拉图把“法律和社会组织的美”视为一种居于较高层次的“美”[6]；在他看来，建立一个城邦的法律是比创作一部悲剧还要美得多，最高尚的（悲剧）剧本只有凭真正的法律才能达到完善。历史上的一些伟大的立法者（如斯巴达的莱库古和雅典的梭伦）才是伟大的诗人，他们制定的法律才是伟大的诗。[7] 　

　　晚出于维科的德国著名童话作家（《格林童话》的著作者之一）、历史法学派的重要代表雅可布·格林（Jacob Grimm，1785-1863）于1816年发表长篇论文《论法之诗》（Von der Poesie im Recht），从诗性的法律语言、法律象征、诗歌形式诸角度考察了法与诗歌之间的关系以及德意志古法中的诗性规则（法律的韵律）。他在文章的开篇即表达了与维科相同的观点： 　

　　法和诗相互诞生于同一张温床。……的确，两者的起源都建立在两种本性之上：一种建立在惊奇之上，一种建立在信奉之上。这里的惊奇，我更愿意把它当作是任何一个民族法律和民歌的开始。……所以，诗中蕴涵有法的因素，正象法中也蕴涵有诗的因素。[8] 　

　　也许是受雅可布·格林等一批法律史家所开创的研究传统的影响，“法与诗歌”、“法与戏剧”、“法与绘画”、“法与美”等等论题，亦间或地进入德国晚近的法学家们的理论视野。总体上讲，德国人对我们能够想象到的问题，已经作了尽可能广泛的讨论。这里，仅列举其代表性成果之要目，以便我们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历史法学派的后期领衔人物奥托·冯·祁克（Otto von Gierke）著《德意志法上的幽默》（Der Humor im deutschen Recht，1871）； 　

　　新黑格尔主义法学派首创人约瑟夫·柯勒（Josef Kohler）著《在法学舞台前的莎士比亚》（Shakespeare vor dem Forum der Jurisprudenz，1919）； 　

　　齐特尔曼（Zitelmann）著《作为艺术的法学》（Die Jurisprudenz als Kunst，1904）； 　

　　 T·施泰因贝格（Theodor Sternberg）著《法律中的笑话》（Der Witz im Recht，1938）； 　

　　 G·缪勒（Georg Mueller）著《我们民族诗歌中的法与国家》（Recht und Staat in unserer Dichtung，1924）； 　

　　 A·巴拉赫（Adolf Bachrach）著《法律和想象》（Recht und Phantasie，1912）； 　

　　汉斯·费尔（Hans Fehr）著《绘画上的法》（Das Recht im Bilde，1923）；《诗里的法》（Das Recht in der Dichtung，1931）；《法律上的悲剧》（Die Tragik im Recht，1945）； 　

　　 H·施托克哈默（Hubert Stockhammer）著《作为科学的美学和法学》（Aesthetik und Jurisprudenz als Wissenschaften，1932）； 　

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电力统一分配确保重点企业用电的暂行规定

1984年1月18日，国务院

为了保证国民经济的顺利发展，确保重点生产企业和重点建设项目用电，不断提高社会经济效益，必须实行电力统一分配。为此，特制定本暂行规定。
一、电力的分配，必须统筹兼顾、择优安排，在确保国家重点生产、重点建设需要的同时，妥善安排其他方面的需要。
二、电网当年新增加的可供电量（不含地方和企业自建、集资建设部分的新增电量），由国家统一分配，主要用于重点生产企业和重点建设项目试车、投产的新增用电，并适当增加各省、市、自治区用电。在正常情况下，分配给各省、市、自治区的电量，不低于上年计划水平，如遇有特殊情况，也可适当调整。
从一九八四年起，国家投资建设的新投产发电机组的电量，地方留成比例应根据各个电网实际情况区别对待，但最高不得超过当年新投产机组所提供电量的10％。个别电网需要超过10％的，应经国家计委、国家经委批准。每年投产新机的具体留成的比例，由水电部在制订年度计划前，提出方案，报国家计委会同国家经委审定。以煤代油机组和替代中低压机组所顶替容量部分不予分成。
三、国家按生产、建设任务分省、市、自治区下达年度用电计划，在计划中分列出重点企业用电指标和各省、市、自治区的用电指标，并严格按计划分别包干使用。
由国家直接下达用电量的重点企业，包括新建成投产的重点企业和关系国民经济全局或者生产增长幅度较大的重点企业，以及由于生产条件变化用电量增长较多的煤矿、油田、矿山等。重点企业名单由国家计委会同国家经委、水电部审定。
各省、市、自治区根据国家下达的用电计划分配电量时，应继续执行国务院批转的水电部《关于按省、市、自治区实行计划用电包干的暂行管理办法》。对于承担国家计划任务的企业（含军工）和重点单位的配套企业用电）包括与省外重点企业配套的企业），以及大中型基建项目的施工用电，必须按国家计划任务保证供应。
四、用电计划按下列程序编制：
1．由国家直接下达用电量的重点企业，在编制年度生产（包括更新改造）、基本建设计划（草案）的同时，提出用电计划（草案），上报所在省、市、自治区计委，抄报经委、电力部门和中央主管部门。
2．各省、市、自治区计委、经委和电力部门汇总审核后，连同本省、市、自治区包干范围内的用电计划（草案）、电量平衡表、分配方案，由省、市、自治区计委报送国家计委，抄报国家经委、水电部，同时抄送电网管理局和主管部门。
3．水电部汇总各省、市、自治区和重点企业上报的用电计划（草案），并会同主管部门审查提出年度用电计划（草案），由国家计委会同国家经委审批下达。
五、用电计划，由水电部负责组织实施，国家经委负责监督检查，并对重大问题进行协调。用电计划在执行过程中出现问题，由各省、市、自治区经委会同电力部门就地协商解决。特别重大的问题，由水电部会同省、市、自治区经委和有关主管部门解决，解决不了的，再由水电部提请国家经委组织协调。
各省、市、自治区电力部门要做好供电的具体工作，“三电”办公室要定期向国家经委、国家计委、水电部和电网管理局报告重点企业和省、市、自治区用电计划的执行情况，水电部负责定期督促检查。
年度用电计划下达后，各省、市、自治区经委要会同电力部门在电网分配的季、月用电指标内，向用电单位按季、按月分配电力和电量，并负责进行考核，确保完成国家下达的年度供电计划。
六、电网超计划的发电量和超用扣还的电量，由国家分配，主要保证重点企业增产用电，由电网管理局提出分配方案，报水电部审批，必要时国家经委有权进行调整。
七、国务院工交各部门在自已职责范围内，对所属重点企业的生产计划进行调整时，在商得省、市、自治区经委、电网管理局和水电部同意后，可以相应调整用电指标，并报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同时抄送水电部、电网管理局和省、市、自治区经委。
电网因特殊重大原因不能按计划供电时，经水电部同意后，原则上按当年用电比例减少供电量，由省、市、自治区经委负责安排。电量有可能补足时，用电单位要相应补足生产量。
八、所有地区和单位都必须严格按电网和省、市、自治区的季、月分电计划用电，实行节约归己，超用扣还。超用电地区或单位拒绝扣还时，电力部门经过事先通知后，可实行限电，强制扣还，或者实行超用罚款。因超用限电所造成的损失，由超用电单位负责，罚款应从企业利润留成或地方财政中支付，不得挤占上缴国家利润。罚款收入应专项用于计划用电和节约用电方面的支出，不得挪作它用。
九、电力部门要严格按计划发电、供电，并对重点企业安装电力定量装置，保证按计划供电。重点企业可以自行在企业内部安装电力定量装置，保证重点负荷用电，供电部门应给予支持，并作技术指导。
十、本规定从一九八四年起，在东北、华北、华东、华中四个电网试行，其他电网也要根据国家计划任务优先保证重点生产企业和重点建设项目的用电。
各电网管理局可根据本暂行规定制订实施细则，报水电部、国家经委、国家计委备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