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政府


上海市水上消防监督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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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目的和依据）
为了加强水上消防工作，保护船舶、港口码头及沿岸的公共财产和公民生命、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条例》及其实施细则和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适用范围）
本办法适用于在本市行政管辖范围的水域内航行、停泊和作业的中外民用船舶、港口码头以及沿岸与水上消防工作相关的单位和个人。
第三条 （管理部门）
市公安局是本市水上消防工作的主管部门。市消防局负责本市水上消防监督管理工作，其所属的水上消防监督站（以下称“市水上消防监督站”）负责具体实施。
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按各自职责，做好水上消防监督工作。

第二章 火灾预防
第四条 （消防设施建设）
在水域和沿岸范围内新建、改建、扩建工程项目时，应当按城市规划建设消防站（包括消防艇专用码头）和消防供水、消防通讯和消防通道等公共消防设施。
第五条 （新建、改建、扩建工程防火设计）
新建、改建、扩建工程项目的防火设计，应当经公安消防监督机构审核。建设施工单位不得擅自改动经过审核同意的防火设计图纸。
第六条 （防火员和消防设备）
单位应当配备必需的防火员，并按规定配置、保养、更新消防器材、设备。
营运船舶必须配备经船舶检验部门检验合格的消防设备。
第七条 （码头、仓库、储供油设施的设置）
储存、装卸易燃易爆化学物品的码头、仓库，应当按消防规范设在相对独立的安全地带。对不符合消防规范的码头、仓库，必须进行改造或迁移。
不得擅自在水上设置固定的储油、供油设施。
第八条 （易燃易爆化学物品管理）
运输、装卸、储存易燃易爆化学物品，应当严格执行国家和本市的有关规定，并遵守下列规定：
（一）运输易燃易爆化学物品，应当持有市公安消防监督机构签发的《易燃易爆化学物品准运证》；
（二）船舶载运、装卸易燃易爆化学物品，应当向公安消防监督机构提供有关情况；有专用码头的，还应当向上海港务局提供船舶装卸易燃易爆化学物品的情况；
（三）船舶运输、装卸易燃易爆化学物品，应当接受公安消防监督机构的消防监护、消防护航；对拒不接受消防监护、消防护航的，有关部门应当根据公安消防监督机构的通知，不予安排作业。消防监护、消防护航的收费，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四）装卸易燃易爆化学物品的码头，应当按规定配备消防设备、器材及防火围控设施，并持有市公安消防监督机构颁发的《易燃易爆化学物品消防安全许可证》；
（五）从事运输、装卸、储存易燃易爆化学物品的有关操作人员，应当持有市公安消防监督机构颁发的《上海市化学危险品作业证》。船员作业涉及易燃易爆化学物品的，按有关规定管理。
第九条 （易燃易爆化学物品检查）
港口客运部门应当配备必需的专（兼）职易燃易爆化学物品检查员和安全检测仪器，对旅客携带和托运的行李进行检查。
严禁旅客擅自携带、托运易燃易爆化学物品进站、上船。
第十条 （明火作业审批制度）
明火作业应当严格执行国家和本市的有关规定，并遵守下列规定：
（一）单位需明火作业的，应当按有关规定办理审批手续，由明火作业的审批部门指派专人到现场检查动用明火条件和消防措施落实情况后，及时作出审批决定；
（二）油库和船舶的机舱、油舱等危险场所，应当按规定测爆合格后方能动用明火；
（三）明火作业时，有关单位应当按规定派员在现场看火，并配备必要的消防设备和器材；
（四）明火作业审批人员和看火人员，应当持有市公安消防监督机构颁发的《上海市明火作业审批资格证》和《上海市明火作业看火监护证》，从事焊工作业的人员应当持有市劳动局颁发的《上海市特种职业操作证》。
第十一条 （拖轮消防两用船）
拖轮消防两用船应当保持良好的灭火状态，火灾发生时，应当服从公安消防监督机构的统一调动指挥。

第三章 消防监督
第十二条 （公安消防监督机构职责）
市公安局应当根据统一管理、分级负责、有利于加强水上消防工作的原则，确定各级公安消防监督机构水上消防监督工作的职责分工。
各级公安消防监督机构在其管辖范围内，主要履行下列职责：
（一）按规定负责新建、改建、扩建工程项目的防火设计的审核和施工中的消防监督，并参加竣工验收；
（二）按规定负责明火作业的审批和监督；
（三）对易燃易爆化学物品的运输、装卸、储存进行消防安全检查，对载运该类物品的船舶进行消防监护或护航；
（四）对消防器材、设备的配置、管理、维修、保养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五）负责重大火灾和一般火灾的调查、鉴定和处理；
（六）负责专职消防队、义务消防队和专（兼）职防火员的业务指导。
第十三条 （市水上消防监督站职责）
市水上消防监督站主要履行下列职责：
（一）部署、检查、监督、协调全市水上消防工作；
（二）对有关单位的公安消防、保卫部门进行消防业务指导；
（三）必要时可对中外民用船舶（包括修理、建造中的船舶）以及与水上消防安全相关的单位及其运输、装卸、储存的易燃易爆化学物品进行消防安全检查；
（四）按规定负责有关新建、改建、扩建工程项目的防火设计的审核和施工中的消防监督，并参加竣工验收；
（五）负责特大火灾的调查、鉴定和处理；
（六）市公安局确定的其他职责。
第十四条 （监督程序规定）
公安消防监督机构按国家和本市有关公安消防监督程序的规定，实施水上消防监督管理。

第四章 火灾扑救
第十五条 （火灾报警）
发现火灾，应当立即报警。
单位发生火灾，必须及时向公安消防监督机构或者有关部门报告。
第十六条 （灭火指挥）
船舶发生火灾，在公安消防队伍到达火灾现场前，由船长指挥自救；在公安消防队伍到达火灾现场后，由公安消防监督机构指挥扑救。
火灾扑救时，其他各级公安消防监督机构应当服从市消防局统一指挥。
海上船舶、设施、石油钻井平台发生火灾，由上海海上搜救中心或者海上安全监督局组织扑救。
第十七条 （火灾现场交通秩序）
船舶、水上设施发生火灾，由港务监督部门负责维护火灾现场水上交通秩序。
第十八条 （灭火保障）
消防车赶赴火灾现场时，车辆渡轮应当保证消防车迅速通行；消防艇赶赴火灾现场时，沿途其他船只应当及时避让，保证水道畅通。在紧急情况下，火灾现场指挥员根据需要有权调动有关单位的船舶和救助设备，协同灭火。
第十九条 （灭火补偿）
对参加扑救火灾的外单位专职、义务消防队伍损耗的燃料、灭火剂和器材装备，以及对火灾原因进行技术鉴定的费用，发生火灾的单位参加保险的，按照有关规定从保险公司偿付的施救费中予以补偿；未参加保险的，由发生火灾的单位负责补偿。
对外籍船舶（包括挂外国旗的远洋租船）和在国外投保火险的国内运输船舶的火灾扑救收费，按交通部有关规定办理。

第五章 奖励和处罚
第二十条 （奖励）
对水上消防管理工作作出贡献或者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由本单位、上级主管部门或公安部门给予表彰、奖励；成绩特别突出的，报请市人民政府给予表彰、奖励。
第二十一条 （处罚）
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条例》及其实施细则和本办法的，由公安部门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上海市消防监督管理处罚办法》及其他有关规定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二条 （执法要求）
公安人员执行本办法时，应当严格遵守法纪，秉公执法。对徇私舞弊、索贿受贿、违法执行的，由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三条 （应用解释部门）
本办法的具体运用问题，由市公安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四条 （实施日期和废止事项）
本办法自一九九五年二月一日起施行。一九八七年九月二十二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布的《上海市水上消防工作暂行办法》同时废止。



1994年12月29日
“理性化”之分析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读书报告

仲东阳


社会的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成，在这个过程中，“理性化”扮演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本着作中，马克斯•韦伯具体分析了这一问题。
韦伯的社会变迁理论的核心概念是理性化，在韦伯看来，人类历史的演进和社会变迁揭示社会生活的理性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类的行为有非理性走向理性，但是理性化的过程并非渐进或连续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以前，西方社会的经济理性化并不是一个自行延续的过程；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也非直接地通过内在的一般理性化从资本主义早期形成发展而来的。资本主义的发展载人的态度和气质方面需要有急剧突破和飞跃，韦伯认为完成这一态度和气质领域内的突破和飞跃的主要动因是经过改革的宗教意识。具体地说，这一栋因就是欧洲宗教改革中崛起的加尔文教派和路德教派等基督教的新教教义的逻辑和心理的眼里所产生的“世俗禁欲主义精神”。
西方发展了资本主义，不仅数量上颇为可观，而且还发展了在其它各地从未出现过的类型、形式和方向。这就是（在形式上的）自由劳动之理性的资本主义组织方式； 理性的工业组织只与固定的市场相协调，而不是和政治的、或非理性的投资赢利活动相适应；所有这些西方资本主义的特点之所以获得了重要意义，归根结底，是因为他们与资本主义的劳动组织方式联系着（即使通常所谓的商业化、可转让证券的发展、投机的理性化、交换等等一类东西也是与之联系着的）。
经济生活整体上的显著特征可以说是经济理性主义。在技术和经济组织领域的这种理性主义的进程，无疑决定了近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生活理想的一个重要部分。合乎理性的组织劳动，以求为人类提供物质产品，毫无疑问是他们毕生的最重要的 目的之一。
资本主义在西方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不仅为西方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整个世界的发展过程，改写了西方甚至是世界的历史。在一部世界文化史中，即便是从经济的角度看，我们的中心问题，归根结底，也不是资本主义活动发展本身，中心的问题毋宁是：以其自由劳动的理性组织方式为特征的这种有节制的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起源问题。或从文化史来说就是：西方资产阶级的起源及其特点的问题；这个问题与资本主义劳动方式的起源问题肯定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并不是一回事。
韦伯指出：初看上去，资本主义的独特的近代西方形态一直受到各种技术可能性的发展的强烈影响，其理智性在今天从根本上依赖于最为重要的技术因素的可靠性。然而，这在根本上意味着它依赖着现代科学，特别是以数学和精确的理性实验为基础的自然科学的特点。另一方面，这些科学的和以这些科学为基础的技术的发展又在其实际经济应用中从资本主义利益中获得重要的刺激；科学知识的技术应用曾经受到经济考虑的鼓励，这些考虑在西方曾对科学知识的技术应用甚为有利，而这一鼓励是从社会结构的特性中衍生出来的，当然， 并非社会结构的所有方面都具有很重要的作用，在这些方面中具有无庸置疑的重要性的是法律和行政机关的理性结构。 那么这种法律从何而来？韦伯分析如在其它情况下一样，资本主义利益毫无疑问也曾反过来有助于为理性的法律方面，在试图做出这种说明时，我们首先考虑了经济状况，因为我们承认经济因素具有根本的重要性。但与此同时，与此相反的关联作用也不可不加考虑。因为，虽然经济理性主义的发展部分的依赖理性的技术和理性的法律，但与此同时，采取某些类型的实际的理性行为却要取决于人的能力和气质。
一种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经济的根本特征之一就是：这种经济是以严格的核算为基础而理性化的，以富有远见和小心谨慎来追求所欲达的经济成功，这与农民追求勉强糊口的生存是截然相反的，与行会师傅以及冒险家式的资本主义的那种享受特权的传统主义也是截然相反的，因为这种传统主义趋向与利用各种政治机会和非理性的投机活动来追求经济成功。
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完全可以理解为理性主义整体发展的一部分，而且可以从理性主义对于生活基本问题的根本立场中演绎出来（从资本主义强调个人主义这一角度可以说完全是非理性的，但它却一直是，并且至今仍然是资本主义文化最有特征的因素之一）。理性主义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它包含着各式各样东西构成的一个完整世界。那现在的问题就是如何找出理性思想的这一特殊具体的形式到底是谁的精神产品，韦伯指出，在构成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乃至整个近代文化精神的诸基本要素之中，以职业概念为基础的理性行为这一要素，正是从基督教禁欲主义中产生出来的 ，其实这也是韦伯在这部著作中所要论证的观点。
韦伯同时还指出，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并不仅仅是宗教改革的 某些作用的结果，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制度也并不是宗教改革的产物。 其实，在宗教改革之前，资本主义商业组织的某些重要形式业已存在了，这有力的证明了以上的观点。其实韦伯只是希望弄清楚宗教力量****是否和在什么程度上影响了资本主义精神的质的形成及其在全世界的量的传播。更进一步的说，资本主义文化究竟在哪些方面可以从宗教力量中找到解释。在这本着作中韦伯通过对具有代表性的加尔文教的分析来说明这一点。
韦伯认为：加尔文主义在社会组织方面的无可置疑的优越性能够与这样一种斩断个人和尘世的千丝万缕联系的倾向有关系，这种关系源于基督教胞爱在加尔文信仰所导致的个人内心孤独重压下所采取的特殊形式，教义就是如此的，整个尘世的存在只是为了上帝的荣耀而服务的，被选召的基督徒在尘界中唯一的任务就是尽最大可能地服从上帝的圣诚，从而增加上帝的荣耀，与此宗旨相吻合，上帝要求基督徒取得社会成就，因为上帝的意旨是要根据他的圣诫来组织社会生活。因而在尘世中基督徒的社会活动完全是为“增加上帝的荣耀”。为社会的尘世生活服务的职业中的劳动，也含有这一特性。在加尔文教中，这成为了他们伦理系统中的一个鲜明的特点。胞爱只能为了上帝的荣耀而存在，而不是为肉体服务的，那么这种友爱首先只能表现在完成自然所给予人们的日常工作中；渐渐地，完成这一工作开始具有了一种客观的、非人格化的特性：只是为我们社会的理性化组织的利益服务。 这便是当时很有影响力的“天职观”。
同时，韦伯还指出，作为基督教的主要特性的禁欲主义也是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理性化的发展。这种禁欲主义是不同于以前任何一种禁欲主义的，清教徒的禁欲主义是一种入世的禁欲主义。禁欲主义在西方的最高形式里便有一种明确的理性特征。禁欲主义使得教徒的修行生活发展成为一套合乎理性的行为的有系统的方法，目的是克服“自然状态”，使人摆脱非理性的冲动的影响，摆脱对外界和自然的依赖。清教徒就象所有理性的类型的禁欲主义一样，力求使人能够坚持并按照他的经常性动机行事，而不依赖感情冲动，这种禁欲主义的目的是使人可能过一种机敏、明智的生活：最迫切的任务是摧毁自发的冲动性享乐，最重要的方法是使教徒的行为有秩序。
禁欲主义如何深入个人的思想之中？如何确定自己受到恩宠呢？况且只有在证明具有与自然人生活方式明显相异的特殊行为之后，才有可能取得这种恩宠，由此产生出对于个人的推动力，激励个人有条有理的监督自己的行为，以使自己获得恩宠，并因此而把禁欲主义注入其行为之中。但是，这种禁欲主义行为意味着人的整个一生必须与上帝的意志保持理性的一致，而且这种禁欲主义再也不是一种不堪承受的负担，而是每一个确信拯救的人都可以做到的事情。与自然生活不同的圣徒们的宗教生活再也不是离开尘世的修道院里度过，而是在尘世及其各种机构里度过——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这种在现世中（但又是为了来世的缘故）将行为理性化，正是禁欲主义新教的职业观引起的结果。
在私有财产的生产方面，禁欲主义谴责欺诈和冲动性的贪婪。被斥之为贪婪、拜金主义等等的是为个人目的而追求财富的行为。因为财富本身就是一种诱惑，但在这里禁欲主义是那种“总是在追求善却又总是在创造恶的力量”，这里邪恶是指对财产的占有和占有的诱惑力。因为，禁欲主义，为了与《圣经•旧约》保持一致，为了与善行的伦理评价相近似，严厉的斥责把追求财富作为自身目的的行为；但是，如果财富是从事一项职业而获得的劳动果实，那么财富的获得便又是上帝祝福的标志了。更为重要的是：在一项世俗的职业重要殚精竭虑，持之不懈，有条不紊的劳动，这样一种宗教观念作为禁欲主义的最高手段。
当着消费的限制与这种获利活动的自由结合在一起的时候，这样一种不可避免的实际效果也就显而易见了：禁欲主义的节俭必然导致资本的积累。强加在财富消费上的种种限制使资本用于生产性投资成为可能，从而也就自然而然地增加了财富。
基于上述理论，韦伯认为新教的禁欲主义思想“必定成为我们称之为资本主义精神的生活态度普遍的发展。可以想象的最有力的杠杆。”
韦伯的上述论点，无疑是强调了新教伦理的思想“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在其形成阶段的发展了强有力的促进作用，这种促进作用源于新教宗教信仰的某些伦理要求与资本主义制度发展所需的经济动机模式之间的选择性亲和。”应当指出，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本着作中，韦伯虽然强调了“思想在历史变革中所起的独立影响”，但是它并不否认“新教同样地受到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