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令

第1号

　　《国有企业清产核资办法》已经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办公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　李荣融

　　　　 二ＯＯ三年九月九日

　

国有企业清产核资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对企业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规范企业清产核资工作，真实反映企业的资产及财务状况，完善企业基础管理，为科学评价和规范考核企业经营绩效及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提供依据，根据《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等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清产核资，是指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根据国家专项工作要求或者企业特定经济行为需要，按照规定的工作程序、方法和政策，组织企业进行账务清理、财产清查，并依法认定企业的各项资产损溢，从而真实反映企业的资产价值和重新核定企业国有资本金的活动。

　　第三条 国务院，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设区的市、自治州级人民政府履行出资人职责的企业及其子企业或分支机构的清产核资，适用本办法。

　　第四条 企业清产核资包括账务清理、资产清查、价值重估、损溢认定、资金核实和完善制度等内容。

　　第五条 企业清产核资清出的各项资产损失和资金挂账，依据国家清产核资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财务会计制度的规定处理。

　　第六条 各级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是企业清产核资工作的监督管理部门。

　　　

第二章 清产核资的范围

　　第七条 各级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对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要求企业进行清产核资：

　　（一）企业资产损失和资金挂账超过所有者权益，或者企业会计信息严重失真、账实严重不符的；

　　（二）企业受重大自然灾害或者其他重大、紧急情况等不可抗力因素影响，造成严重资产损失的；

　　（三）企业账务出现严重异常情况，或者国有资产出现重大流失的；

　　（四）其他应当进行清产核资的情形。

　　第八条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需要进行清产核资的，由企业提出申请，报同级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

　　（一）企业分立、合并、重组、改制、撤销等经济行为涉及资产或产权结构重大变动情况的；

　　（二）企业会计政策发生重大更改，涉及资产核算方法发生重要变化情况的；

　　（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企业特定经济行为必须开展清产核资工作的。

　　　

第三章 清产核资的内容

　　第九条 账务清理是指对企业的各种银行账户、会计核算科目、各类库存现金和有价证券等基本财务情况进行全面核对和清理，以及对企业的各项内部资金往来进行全面核对和清理，以保证企业账账相符，账证相符，促进企业账务的全面、准确和真实。

　　第十条 资产清查是指对企业的各项资产进行全面的清理、核对和查实。在资产清查中把实物盘点同核实账务结合起来，把清理资产同核查负债和所有者权益结合起来，重点做好各类应收及预付账款、各项对外投资、账外资产的清理，以及做好企业有关抵押、担保等事项的清理。

　　企业对清查出的各种资产盘盈和盘亏、报废及坏账等损失按照清产核资要求进行分类排队，提出相关处理意见。

　　第十一条 价值重估是对企业账面价值和实际价值背离较大的主要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按照国家规定方法、标准进行重新估价。

　　企业在以前清产核资中已经进行资产价值重估或者因特定经济行为需要已经进行资产评估的，可以不再进行价值重估。

　　第十二条 损溢认定是指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依据国家清产核资政策和有关财务会计制度规定，对企业申报的各项资产损溢和资金挂账进行认证。

　　企业资产损失认定的具体办法另行制定。

　　第十三条 资金核实是指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根据企业上报的资产盘盈和资产损失、资金挂账等清产核资工作结果，依据国家清产核资政策和有关财务会计制度规定，组织进行审核并批复准予账务处理，重新核定企业实际占用的国有资本金数额。

　　第十四条 企业占用的国有资本金数额经重新核定后，应当作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评价企业经营绩效及考核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基数。

　

第四章 清产核资的程序

　　第十五条 企业清产核资除国家另有规定外，应当按照下列程序进行：

　　（一）企业提出申请；

　　（二）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批复同意立项；

　　（三）企业制定工作实施方案，并组织账务清理、资产清查等工作；

　　（四）聘请社会中介机构对清产核资结果进行专项财务审计和对有关损溢提出鉴证证明；

　　（五）企业上报清产核资工作结果报告及社会中介机构专项审计报告；

　　（六）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对资产损溢进行认定，对资金核实结果进行批复；

　　（七）企业根据清产核资资金核实结果批复调账；

　　（八）企业办理相关产权变更登记和工商变更登记；

　　（九）企业完善各项规章制度。

　　第十六条 所出资企业由于国有产权转让、出售等发生控股权转移等产权重大变动需要开展清产核资的，由同级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组织实施并负责委托社会中介机构。

　　第十七条 子企业由于国有产权转让、出售等发生控股权转移等重大产权变动的，可以由所出资企业自行组织开展清产核资工作。对有关资产损溢和资金挂账的处理，按规定程序申报批准。

　　第十八条 企业清产核资申请报告应当说明清产核资的原因、范围、组织和步骤及工作基准日。

　　对企业提出的清产核资申请，同级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根据本办法和国家有关规定进行审核，经同意后批复企业开展清产核资工作。

　　第十九条 企业实施清产核资按下列步骤进行：

　　（一）指定内设的财务管理机构、资产管理机构或者多个部门组成的清产核资临时办事机构，统称为清产核资机构，负责具体组织清产核资工作；

　　（二）制定本企业的清产核资实施方案；

　　（三）聘请符合资质条件的社会中介机构；

　　（四）按照清产核资工作的内容和要求具体组织实施各项工作；

　　（五）向同级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报送由企业法人代表签字、加盖公章的清产核资工作结果申报材料。

　　第二十条 企业清产核资实施方案以及所聘社会中介机构的名单和资质情况应当报同级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备案。

　　第二十一条 企业清产核资工作结果申报材料主要包括下列内容：

　　(一)清产核资工作报告。主要反映本企业的清产核资工作基本情况，包括：企业清产核资的工作基准日、范围、内容、结果，以及基准日资产及财务状况；

　　(二)按规定表式和软件填报的清产核资报表及相关材料；

　　(三)需申报处理的资产损溢和资金挂账等情况，相关材料应当单独汇编成册，并附有关原始凭证资料和具有法律效力的证明材料；

　　(四)子企业是股份制企业的，还应当附送经该企业董事会或者股东会同意对清产核资损溢进行处理的书面证明材料；

　　(五)社会中介机构根据企业清产核资的结果，出具经注册会计师签字的清产核资专项财务审计报告并编制清产核资后的企业会计报表；

　　(六)其他需提供的备查材料。

　　第二十二条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收到企业报送的清产核资工作结果申报材料后，应当进行认真核实，在规定时限内出具清产核资资金核实的批复文件。

　　第二十三条 企业应当按照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的清产核资批复文件，对企业进行账务处理，并将账务处理结果报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备案。

　　第二十四条 企业在接到清产核资的批复30个工作日内，应当到同级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办理相应的产权变更登记手续，涉及企业注册资本变动的，应当在规定的时间内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第五章 清产核资的组织

　　第二十五条 企业清产核资工作按照统一规范、分级管理的原则，由同级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组织指导和监督检查。

　　第二十六条 各级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负责本级人民政府批准或者交办的企业清产核资组织工作。

　　第二十七条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在企业清产核资中履行下列职责：

　　（一）制定全国企业清产核资规章、制度和办法；

　　（二）负责所出资企业清产核资工作的组织指导和监督检查；

　　（三）负责对所出资企业的各项资产损溢进行认定，并对企业占用的国有资本进行核实；

　　（四）指导地方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开展企业清产核资工作。

　　第二十八条 地方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在企业清产核资中履行下列监管职责：

　　（一）依据国家有关清产核资规章、制度、办法和规定的工作程序，负责本级人民政府所出资企业清产核资工作的组织指导和监督检查；

　　（二）负责对本级人民政府所出资企业的各项资产损溢进行认定，并对企业占用的国有资本进行核实；

　　（三）指导下一级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开展企业清产核资工作；

　　（四）向上一级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及时报告工作情况。

　　第二十九条 企业清产核资机构负责组织企业的清产核资工作，向同级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报送相关资料，根据同级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清产核资批复组织企业本部及子企业进行调账。

　　第三十条 企业投资设立的各类多元投资企业的清产核资工作，由实际控股或协议主管的上级企业负责组织，并将有关清产核资结果及时通知其他有关各方。

　

第六章 清产核资的要求

　　第三十一条 各级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应当加强企业清产核资的组织领导，加强监督检查，对企业清产核资工作结果的审核和资产损失的认定，应当严格执行国家清产核资有关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有关财务会计制度规定，严格把关，依法办事，严肃工作纪律。

　　第三十二条 各级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应当对企业清产核资情况及相关社会中介机构清产核资审计情况进行监督，对社会中介机构所出具专项财务审计报告的程序和内容进行检查。

　　第三十三条 企业进行清产核资应当做到全面彻底、不重不漏、账实相符，通过核实“家底”，找出企业经营管理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以便完善制度、加强管理、堵塞漏洞。

　　第三十四条 企业在清产核资工作中应当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如实反映存在问题，清查出来的问题应当及时申报，不得瞒报虚报。

　　企业清产核资申报处理的各项资产损失应当提供具有法律效力的证明材料。

　　第三十五条 企业在清产核资中应当认真清理各项长期积压的存货，以及各种未使用、剩余、闲置或因技术落后淘汰的固定资产、工程物资，并组织力量进行处置，积极变现或者收回残值。

　　第三十六条 企业在完成清产核资后，应当全面总结，认真分析在资产及财务日常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整改措施和实施计划，强化内部财务控制，建立相关的资产损失责任追究制度，以及进一步完善企业经济责任审计和企业负责人离任审计制度。

　　第三十七条 企业清产核资中产权归属不清或者有争议的资产，可以在清产核资工作结束后，依据国家有关法规，向同级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另行申报产权界定。

　　第三十八条 企业对经批复同意核销的各项不良债权、不良投资及实物资产损失，应当加强管理，建立账销案存管理制度，组织力量或成立专门机构积极清理和追索，避免国有资产流失。

　　第三十九条 企业应当在清产核资中认真清理各项账外资产、负债，对经批准同意入账的各项盘盈资产及同意账务处理的有关负债，应当及时纳入企业日常资产及财务管理的范围。

　　第四十条 企业对清产核资中反映出的各项管理问题应当认真总结经验，分清工作责任，建立各项管理制度，并严格落实。应当建立健全不良资产管理机制，巩固清产核资成果。

　　第四十一条 除涉及国家安全的特殊企业以外，企业清产核资工作结果须委托符合资质条件的社会中介机构进行专项财务审计。

　　第四十二条 社会中介机构应当按照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履行必要的审计程序，认真核实企业的各项清产核资材料，并按规定进行实物盘点和账务核对。对企业资产损溢按照国家清产核资政策和有关财务会计制度规定的损溢确定标准，在充分调查研究、论证的基础上进行职业推断和合规评判，提出经济鉴证意见，并出具鉴证证明。

　　第四十三条 进行清产核资的企业应当积极配合社会中介机构的工作，提供审计工作和经济鉴证所必要的资料和线索。企业和个人不得干预社会中介机构的正常执业行为。社会中介机构的审计工作和经济鉴证工作享有法律规定的权力，承担法律规定的义务。

　　第四十四条 企业及社会中介机构应当根据会计档案管理的要求，妥善保管有关清产核资各项工作的底稿，以备检查。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五条 企业在清产核资中违反本办法所规定程序的，由同级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责令其限期改正；企业清产核资工作质量不符合规定要求的，由同级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责令其重新开展清产核资。

　　第四十六条 企业在清产核资中有意瞒报情况，或者弄虚作假、提供虚假会计资料的，由同级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责令改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和《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予以处罚；对企业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和纪律处分。

　　第四十七条 企业负责人和有关工作人员在清产核资中，采取隐瞒不报、低价变卖、虚报损失等手段侵吞、转移国有资产的，由同级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责令改正，并依法给予行政和纪律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八条 企业负责人对申报的清产核资工作结果真实性、完整性承担责任；社会中介机构对企业清产核资审计报告的准确性、可靠性承担责任。

　　第四十九条 社会中介机构及有关当事人在清产核资中与企业相互串通，弄虚作假、提供虚假鉴证材料的，由同级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会同有关部门依法查处；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条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工作人员在对企业清产核资工作结果进行审核过程中徇私舞弊，造成重大工作过失的，应当依法给予行政和纪律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章 附 则

　　第五十一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可依据本办法制定本地区的具体实施办法。

　　第五十二条 各中央部门管理的企业的清产核资工作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五十三条 本办法实施前的有关企业清产核资工作的规章制度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依照本办法的规定执行。

　　第五十四条 本办法由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五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伪证罪客观要件的立法不足与完善
—应将伪证罪扩大到民事、行政诉讼中

(李苗苗 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 刑庭)

摘要：在司法实践中，伪证行为不仅在刑事诉讼中存在，在民事、行政诉讼中也是十分普遍的，然而我国《刑法》只将刑事诉讼中的伪证行为规定为伪证罪，对民事、行政诉讼中的伪证行为却没有涉及。因此，笔者认为应将伪证罪扩大到民事、行政诉讼中。本文对将民事、行政诉讼中的伪证行为规定为犯罪的理论基础：其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以及现实基础：法律协调与统一的需要、对外国成功立法的借鉴以及将民事、行政诉讼中的伪证行为规定为伪证罪不会带来负面影响进行论述。
关键词：伪证罪；民事诉讼；行政诉讼
我国《刑法》第305条规定的伪证罪将作为犯罪处理的伪证行为严格地限制在刑事诉讼中。但由于功利主义的影响，民事、行政诉讼中当事人举证的负面效应也逐渐暴露，大量伪证行为存在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为此，笔者认为应将刑法中的伪证罪的适用范围扩大到民事、行政诉讼中，以便更好地打击民事、行政诉讼中的伪证行为。
一、将民事、行政诉讼中的伪证行为规定为犯罪的理论基础——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一）民事、行政诉讼中的伪证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
在我国刑法理论界，关于社会危害性的基本含义观点不一，但是概括起来，代表性的对立意见主要有社会关系侵犯说和合法权益侵犯说两种。前者认为所谓社会危害性是指行为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关系造成的实际危害和现实威胁；后者认为社会危害性，是指行为对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危害，既包括已经造成的实际危害，也包括可能造成的危害。这两种观点虽然在表达上不尽一致，但是，在内容阐述上，并没有太大区别。[1]
因此，认定某行为是否具有刑法上的社会危害性，首先应当看该行为是否对我国的社会关系或国家、人民的利益造成实际的危害和现实的威胁。诉讼证据是人民法院用来查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依据，也是作出正确裁判的基础。如果证据虚假，则会带来一系列的危害后果：
1．妨害人民法院的正常审判活动，影响办案质量和办案效率。依据《民事诉讼法》第66条的规定，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并由当事人互相质证。在审判中，如果一方当事人举出伪证，对方当事人在质证过程中肯定会提出异议并举出相应的证据予以抗辩；有时，即使一方当事人提出的是真实的证据，对方当事人为了某些利益可能故意提出伪证以达到非法目的。当一方针对对方的伪证申请延期举证时，法院为了查清事实，在规定的时间内一般予以准许；有时也会依据当事人的申请或职权进行相应的调查取证，再次开庭审理。如果法官未发现伪证，还会导致错误判决；即使在案件审理中发现了伪证而未导致错误判决，作伪者最终受到了制裁，但法院毕竟付出了沉重的诉讼代价。
2．损害了对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名誉和身心健康。伪证在诉讼中尤其是庭审中出现，往往出乎对方当时人的预料，为了抗辩出现的伪证，对方当事人就要重新收集一些证据，有时由于证据的灭失或其他原因，对方当时人面对伪证无可奈何，心理往往处于气愤、受冤的状态。而伪证一旦被法院采信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无疑就会使对方当时人的合法权益和身心健康受到损害。如果伪证或案件内容牵涉个人隐私，也必然会损害对方当事人的名誉。 在行政诉讼中，如果作为诉讼一方的国家行政机关在诉讼中利用伪证胜诉，会使政府威信丧失，影响社会的稳定。如果行政机关是伪证受害者，会使国家利益受损。
3．激化了当事人之间的矛盾，助长了违法诉讼行为。民事、行政诉讼的任务是确认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制裁民事、行政违法行为，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秩序、经济秩序。民事、行政伪证行为可能导致伪证行为的不利方的合法权益不能通过民事、行政诉讼途径得到救济或救济不足，而伪证行为的有利方则免除或减轻了本来依法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伪证行为的不利方承担了本来依法无须承担或超出了本来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而伪证方则得到了非法的利益。当事人之间的矛盾纠纷非但没有得到解决，反而会使矛盾激化、程度加深，影响了社会的稳定。
（二）民事诉讼中的伪证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具有严重性
违法行为与犯罪行为都具有社会危害性，但俩者的本质区别在于犯罪是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的行为，俩者在社会危害性的量上的区别导致了在质上的区别。当违法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在量上发生了变化而达到严重的程度时，我们就应当将其规定为犯罪，由刑法进行调整。
伪证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严重的最突出表现是严重损害了人民法院的司法权威。司法行为是国家行为，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司法公正与否直接关系到法律的正义性和司法机关的权威性。司法公正体现在每一个案件的审理过程和审理结果之中。如果伪证被采信而造成了错误裁判，对于法院、法官来说，可能是百分之一、甚至是千分之一的遗憾，而对于当事人来说，却是百分之百的不公正。同时，伪证的被采用会使对方当事人难以接受法院裁决，从而影响到裁判的执行，进而使执行中的司法权威也遭到破坏。这样，必然造成当事人和人民法院对法律正义性和司法权威性产生怀疑，损害了人民法院的司法权威。这也是伪证行为人向司法权威挑战的最严重的社会后果。
刑法具有保护权益的后盾性，“当某项法律本身规定的制裁手段不足以保护该项法律规定的权益时，需要借助刑法的强制手段来保护。”[2] 《民事诉讼法》第102条规定：“诉讼参与人或者其他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伪造、毁灭重要证据，妨碍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二)以暴力、威胁、贿买方法阻止证人作证或者指使、贿买胁迫他人作伪证的；……人民法院对有前款规定的行为之一的单位，可以对其主要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第104条规定：“对个人的罚款金额，为人民币1000元以下。对单位的罚款金额，为人民币1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拘留的期限，为十五日以下。……”《行政诉讼法》第49条规定：“诉讼参与人或其他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予以训诫、责令具结悔过或者处以一千元以下的罚款、十五日以下的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伪造、隐藏、毁灭证据的；（三）指使、贿买、胁迫他人作伪证或威胁、阻止证人作证的。……”很显然，上述规定的强制措施不足以对伪证行为进行约束，因为：1、法律规范疏漏，约束不力。现行的法律只是对有限的作伪证的表现形式作了简单的列举，并未针对伪证的具体情形作出相关规定，致使很多伪证行为排除在追究责任之外，如对当事人故意作虚假陈述、证人故意作伪证问题没有涉及。2、如果说上述缺陷可以通过完善《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的方法来弥补的话，那么，《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强制措施给伪证人带来的违法成本低于守法成本的缺陷是不能通过这俩部法律自身的完善得以解决的。按法律经济学观点，强有力的法律实施机制将使违法的成本极高，从而使任何违法行为变得不划算。当某人从事违法行为的预期效用超过将时间及其他资源用于其他活动(守法和执法)所带来的效用时，他就有可能选择违法。[3]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民事案件的标的数额越来越大，1996年是全国法院审结的经济纠纷案件最多，比1991年增加100万件，上升1 .53倍，诉讼标的金额达2699亿，是1991年的12倍。同样的五年里，海事法院共审结案件是12702件，年均递增 32.9%，解决争议标的金额93亿元，平均每件案件诉讼标的金额为73万元。随着人民法律意识的增强，行政案件的数量也在增加。[4]面对强大的利益诱惑，即使《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规定最严重的强制措施（拘留15日）对于伪证者而言真是“相形见细”。 伪证者提供伪证的目的无非是为了降低诉讼成本，取得依正当诉讼手段无法取得的非法诉讼利益，如果通过立法将伪证责任者的风险提高，大大超过其因伪证而可能获得的预期利益，则伪证行为会大大减少。因此，有必要把民事、行政诉讼中的伪证行为纳入刑事犯罪的范围。
（三）民事、行政诉讼中的伪证行为与刑事伪证行为性质相同
伪证罪的本质特征是对国家司法权的妨害及对司法权威的损害，而国家司法权包括民事、刑事、行政审判权以及非讼处理权。无论是刑事审判，还是民事或者行政审判，都是作为整体司法权的平等的组成部分。蔑视国家审判权任何组成部分，都会损害国家审判活动的权威性和公正性，同时其行为本身也不会因发生在不同性质的诉讼中而导致本质的变化。因此，伪证行为本身并不会因为发生在不同性质的诉讼中而性质不同，只是在不同性质的诉讼中可能造成的危害后果不同，进而所引起的在刑法规定中的应受刑罚惩罚的轻重不同。伪证行为对刑事审判权侵害的后果比其他后果要重，但在性质上没有根本差别，对同样性质的行为给予不同的法律处罚，有悖于现代法治的基本原则。所以，各种诉讼中的伪证行为都是对国家司法权的侵犯，法律应当对其提供平等的保护。
二、将民事诉讼中的伪证行为规定为犯罪的现实基础
（一）法律协调与统一的需要
首先，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02条和《行政诉讼法》第49条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然而《刑法》第305条及第306条规定的对于伪造证据的行为的处罚都局限于刑事诉讼。这样，除对于涉及伪造相关证件、滥用职权等犯罪的伪证行为可以处以刑罚之外，其他伪证的行为即使再严重也不得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由此，《民事诉讼法》第102条的规定和《行政诉讼法》第49条的规定由于没有《刑法》的配合而在某些情况下变成虚设。
其次，刑法第307条规定“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对于该条款规定的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刑法未将其限定在刑事诉讼中，因此，对于民事、行政诉讼中的帮助毁灭、伪造证据行为，情节严重的，构成犯罪。刑法仅规定地位较低的指示者、帮助制造伪证者有罪，而对“主角”伪证行为人没有规定有罪。很明显，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显然没有直接作伪证的行为危害性大，如果对前者追究刑事责任而对后者不予追究的话，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再次，《刑法》第306条规定的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也是限于刑事诉讼中。我们知道，刑事诉讼中的诉讼代理人是指接受公诉案件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亲属、自诉案件的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的委托，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参加诉讼，进行诉讼活动的人。其存在于公诉、自诉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三类诉讼中，其中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中的民事部分是属于民事诉讼性质的。它在实体法上，受民事法律规范的调整；在程序上，除刑事诉讼法有特殊规定的以外，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其诉讼原则、强制措施等原则和制度，都要遵循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进行。按照《刑法》第306条的规定，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可能产生伪证罪，而在纯粹的民事诉讼中不可能产生或存在伪证罪。这岂不自相矛盾?其实问题的症结就在于没有把民事伪证行为规定为犯罪。如果把民事伪证行为规定为犯罪，《刑法》第306条的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妨害证据罪就可发生在民事诉讼中，前述问题也就不存在了，而且还可以平衡、协调相关规定。
（二）对国外成功立法的借鉴
运用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在论证某一问题时，我们可以从实证的角度考察其合理性。对于伪证罪，国外的立法也大多不局限于刑事诉讼中。如瑞士刑法第307条(伪证鉴定及虚伪翻译)规定：“证人、鉴定人、翻译人或通译，于法院审理中，对事实为虚伪之证言、检举或鉴定报告或翻译者，处五年以下重惩役或惩役。证言、检验报告、鉴定报告和翻译，系经具结或经举手宣誓加以保证者，处五年以下重惩役或六月以上轻惩役。”[5]《马来西亚刑事法典》第193条规定：“任何人蓄意在一项司法审讯之任何阶段作虚假证据、或捏造虚假证据，以在该项司法审讯之任何阶段应用者，必须判处以最高可达七年之监禁，并可另加罚款。又任何人蓄意在任何其他案件作或捏造虚假证据，必须判处以最高可达三年之监禁，并可另加罚款。”[6]其后对使用明知是虚假的证据等行为作了明确的规定。其“一项司法审讯”和 “在任何其他案件”均可说明其范围是不仅限于刑事诉讼中的。
由此可见，《刑法》将“伪证罪”限于刑事诉讼中，显然是既不符合我国法律的有关规定，也不符合实际情况，更不符合国际惯例，因此有扩大的必要。
(三)将民事、行政诉讼中的伪证行为规定为伪证罪不会带来负面影响
有学者认为将民事、行政诉讼中的伪证行为确定为犯罪，这就是，以提起、参与民事、行政诉讼为缘由，结果却以触犯刑律、构成犯罪受到刑罚处罚为结果，行为人所承担的法律责任过重，会造成公民因害怕触犯刑律而影响通过诉讼途径解决民事、行政纠纷的情况出现。将民事、行政诉讼中的伪证行为作为犯罪处罚，是否会造成犯罪扩大化?对此，不论从法律规定看，还是从司法实践看，这种顾虑都没有必要。
首先，以提起、参与民事、行政诉讼为缘由进入诉讼，最终却触犯刑律，是在执法过程中存在的正常现象，《刑法》第307条、第308条、第313条、第314条的规定都说明了这一点。法律保护公民正当、合法的权益，制裁公民违法行使权利义务。行为人的伪证行为是对诉讼权利的滥用，妨害了正常的司法活动并侵犯了对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对其进行制裁正是为了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在此，制裁违法行为和维护合法权益是对立统一的。
第二，将民事、行政诉讼中的伪证行为规定为犯罪不会造成公民因害怕受到刑罚处罚而影响通过诉讼途径解决争议的情况。相反，会加强对伪证行为的打击和对当事人合法行使诉讼权利的保护，从另一个角度讲，是对依法作证行为的鼓励，因此，不但不会影响当事人通过诉讼途径解决纷争，反而会对公民通过诉讼途径解决纠纷产生积极的影响。
第三，不会造成犯罪扩大化。有人认为，将伪证罪的范围扩大到民事、行政诉讼中，有悖于刑法的谦抑性。笔者认为，刑法的谦抑性要求不得已才可以动刑，即确有规定刑罚的必要性。当某行为在客观上达到了处以刑罚的必要性的时候，该动刑的还是要动刑，民事、行政伪证行为已经愈演愈烈，而且产生严重的危害后果，刑法就应及时作出反应，来规制这种行为。我们不能狭隘的理解刑法的谦抑性，刑法的谦抑性与将某些行为的犯罪化的必要性是不矛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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