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辽阳市人民政府


辽阳市城市供水用水管理办法

辽阳市人民政府令第118号


　　《辽阳市城市供水用水管理办法》业经2010年11月22日辽阳市第十四届人民政府第39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自2011年3月1日起施行。

　　 代市长 王正谱

　　 二○一○年十二月十三日



　　第一条 为加强我市城市供水用水管理，保障城市生活、生产用水和其他各项用水需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城市供水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我市行政区域内从事城市供水和使用城市供水的，应当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城市供水，是指城市供水企业通过城市公共供水设施向用水单位或个人（以下称用户）提供生活、生产和其他用水的行为（包括城市公共供水、自建设施供水和二次供水）。

　　本办法所称城市用水，是指用户因生活、生产和其他各项建设需要使用城市供水的行为。

　　本办法所称城市公共供水设施，是指供水水库、引水渠道、取水口、泵站、输配水管网、公用给水站、闸阀、消火栓、进户总水表和其他附属设施。

　　本办法所称的用户供水设施，是指与城市公共供水管道连接的供水管道及其附属设施。

　　第四条 城市供水和用水实行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管理、保障生活用水和水质、统筹兼顾工业用水及合理开发水源节约用水相结合的原则。

　　政府鼓励城市供水用水科学技术研究，推广新技术。城市发展与建设、重大建设项目布局及产业结构调整必须与水资源承载能力相适应，培育和发展节水产业，严格控制高耗水项目，建设节水型城市。

　　第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有使用符合国家生活饮用水标准的城市供水的权利和保护城市供水水源、供水设施的义务。

　　第六条 市水行政主管部门是我市城市供水、用水管理的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称供水主管部门），负责全市城市供水、用水管理工作。

　　辽阳县、灯塔市、弓长岭区人民政府指定的供水主管部门负责本辖区城市供水、用水管理工作。

　　建设、环保、卫生和质量技术监督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负责城市供水、用水有关工作。

　　第七条 城市供水应纳入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与城市总体规划相协调。

　　城市供水规划由供水主管部门会同发展改革、建设、环保、国土等有关部门共同编制，报市政府批准后实施。

　　供水规划应包括发展城市供水事业、规划二次供水管理等内容，并规划预算区域加压泵房建设用地。

　　规划主管部门应将二次供水设施投资方案（包括与建筑物的位置、标高、用水量等有关图纸和资料）送供水主管部门征求意见。供水主管部门应于15个工作日内，组织供水企业根据国家、行业或者地方的有关技术标准和规范审查提出意见。

　　第八条 供水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城市总体规划，编制城市供水年度计划并监督实施。

　　进行城市开发和旧区改造时，应当按照城市总体规划和供水规划同步建设供水工程。

　　第九条　公共供水设施工程建设资金，采取政府投资、企业自筹等办法筹集。政府鼓励国内外投资者投资建设城市供水设施，从事供水经营活动。

　　对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城市公共供水设施重点工程建设所需资金，纳入财政预算专款专用。

　　第十条 新建、改建、扩建工程项目需要增加用水的，其工程项目总概算应当包括公共供水工程建设投资。用户供水设施由开发建设单位负责投资建设。最低服务水压不能满足正常用水的，供水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城市建设实际，统一组织修建二次供水设施。

　　二次供水设施建设资金由财政部门从城市二次供水建设运行费中列支。

　　二次供水设施应当单独建设，不得与消防、绿化、环境卫生等用水设施混建。

　　二次供水设施应当采用节能型供水设备和供水方式。

　　第十一条 供水主管部门应当制定城市供水突发事件应急预案。遇有突发事件发生，应当立即启动应急预案，保证安全稳定供水。

　　第十二条　环保部门应当会同供水主管、卫生等部门，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提出划定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方案，报本级政府审定后报请省政府批准。在饮用水源保护区内，禁止修建可能危害水源水质的设施和进行其他有碍保持水源水质的行为。

　　第十三条　在城市规划区公共供水管网覆盖范围内，不得新增地下取水指标或者新建地下取水工程。原有取用地下水的自备水源，应逐年削减取水量，使用期满的应当封闭。

　　第十四条 城市供水水源的水质应当达到国家标准。卫生、环保和供水主管部门应当定期对城市供水水源的水质进行监测，发现水质未达到标准的，应当及时报告本级政府采取治理措施。

　　第十五条 供水企业必须取得与供水能力相应的资质并经工商管理机关登记注册后，方可从事供水经营活动。供水企业应当根据城市供水规划，采取措施，增加供水量，并有计划地新建、扩建供水工程，做到水质合格、水量充足、计量准确、维修快捷、服务良好。

　　第十六条　新建、改建、扩建工程应当依法配套建设节约用水和污水处理设施，并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使用。

　　第十七条　城市供水设施的建设，应当符合城市供水发展规划，由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进行设计、施工，并应当遵守国家和行业有关技术标准或规范。

　　禁止无证或者超越资质承接城市供水工程的设计、施工业务。

　　第十八条 新建住宅用水应当一户一表，水表应出户安装。商住两用建筑中的商户和住宅的供水管道应当分别铺设，单独计量。

　　第十九条 城市供水设施工程竣工后，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组织竣工验收。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不得投入使用，供水企业不得供水。

　　二次供水设施竣工验收前，应当由专业清洗消毒单位对蓄水池（箱）进行清洗消毒，并由有资质的水质监测机构进行水质监测。二次供水设施经竣工验收和水质合格后方可移交给供水企业。

　　第二十条 城市供水水质应当符合国家有关标准的规定。供水企业应按照有关技术标准和规范对出厂水、管网水进行水质检测，定期向卫生和供水主管部门报告检测结果，并向社会公布。

　　供水企业发现供水水质不符合标准或存在安全隐患时，应立即通知受影响的用户，同时采取相应措施，使水质符合有关标准。供水企业不具备检测能力的，应委托有资质的水质检测机构进行检测。

　　二次供水设施管理单位应当至少每半年对二次供水设施的蓄水池（箱）等进行一次清洗消毒和维护，委托有资质的水质监测机构监测水质，并将检测结果向用户公布。二次供水设施管理单位可以委托专业队伍承担清洗消毒工作，但不得向用水户另行收取清洗消毒费。

　　第二十一条 供水企业应当为直接从事供水工作的人员建立健康档案，并定期组织体检。

　　患有有碍饮用水卫生疾病的人员不得直接从事城市供水工作。

　　第二十二条 供水企业应保障不间断供水和正常水压，由于工程施工、设备维护等原因确需暂停供水或者降低水压的，应当报供水主管部门批准，并提前24小时将暂停供水或者降低水压的原因、时间、范围和恢复正常供水的时间等事项通知受影响的用水户。因不可抗力等原因不能提前通知的，应当在抢修的同时通知受影响的用水户，并报告供水主管部门。停水超过24小时的，供水企业应当采取临时供水措施，为居民提供基本用水。

　　第二十三条 供水企业对供水设施进行抢修时，应当对现场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对影响抢修的有关设施可以采取合理的应急措施，并及时通知公安、交通、建设等有关部门；因抢修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给予相应的赔偿。

　　第二十四条 供水主管部门应当对城市供水水质、水压等进行检查监督，城市供水水质不合格或者存在安全隐患的，应责令被检查单位限期改正。

　　卫生部门应当按照规定对供水企业和二次供水设施管理单位的水质进行检测和检查，发现水质不符合国家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的，应当责令被检查单位限期清洗、消毒或者暂停使用。

　　第二十五条 供水企业应当履行普遍提供供水服务的义务。符合城市规划且用水地点具备规定供水条件的，供水企业应提供供水服务。

　　供水企业应将办理供水服务手续的有关程序、时限、申请资料和收费标准等事项向社会公布。

　　第二十六条 供水企业与用水户应就供水事项签订合同，明确双方权利义务。用水户需要供水企业供水、变更供水量或者用水类别等的，供水企业应当当场办理；不能当场办理的，应自受理之日起5日内办理完毕。

　　第二十七条 供水企业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定期对其管理、维护的供水设施进行检查、维修和更新改造。

　　第二十八条 居民用户室内的供水设施由居民用户自行管理维护，通往居民用户第一分支阀门至居民用户入户管线间之间的供水设施，已移交给供水企业的，由供水企业管理维护，未移交供水企业的，由建设单位或者物业管理企业管理维护。

　　新建居民住宅的二次供水设施建成后，经业主大会决定，可以将产权无偿移交供水企业，由供水企业统一管理、维护。原有居民住宅的二次供水设施，按照规划由供水主管部门进行整合改造后移交给供水企业管理、维护。改造资金和管理、维护费用由财政部门从城市二次供水建设运行费中列支。非住宅建筑的二次供水设施，由产权人负责管理和维护；产权人无管理维护能力的，可以委托供水企业管理。

　　第二十九条 居民或者非居民用户采用总表计量的，以总计量水表为界，总计量水表（水流方向）以前的供水设施由建设单位或者物业企业管理维护，水表以后的供水设施由供水企业管理维护。

　　第三十条 公共消防用水设施由供水企业按照消防规范负责安装、管理和维护，公安消防机构负责监督检查，每月向供水企业通报一次消防用水量，费用从城市维护建设资金中列支。供水企业向公安消防机构查询，核对火灾事故的失火地点、时间及消防用水量等情况，公安消防机构应当配合。建设单位自建的消防设施由建设单位或者物业企业管理、维护。

　　供水主管部门应将公共消防栓的布网、管径、压力、新增数量等情况通报公安消防机构。

　　第三十一条 市政绿化、环境卫生等公共管理用水设施由管理该设施的单位维护，用水季节期间每月应向供水企业通报一次公共用水量，费用从城市维护建设资金中列支。

　　第三十二条 用户需要拆、改、迁水表时，应当经供水企业同意。因房屋转让、租赁等，用户应当到供水企业办理用水变更手续，结清水费。

　　第三十三条 建设单位因工程建设需改装、迁移或者拆除城市公共供水设施的，应当报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和供水主管部门批准。

　　建设工程开工前，建设单位或者施工单位应当向供水企业查明地下供水管网情况，供水企业应当配合。施工影响公共供水设施安全的，建设单位或者施工单位应当与供水企业商定相应的保护措施，由施工单位实施。

　　第三十四条 禁止擅自改装、拆除或者迁移公共用水设施。因工程建设确需改装、拆除或者迁移的，建设单位应当征求供水企业意见，报规划和供水主管部门批准，并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承担有关费用。

　　施工单位在施工中造成公共供水设施损坏的，应立即通知供水企业修复，并承担修复费用和赔偿损失。

　　第三十五条 拆迁房屋或者有关设施的，拆迁人应当于拆迁5日前通知供水企业。因拆迁所发生的跑水、漏水、供水设施的维修、迁移、改造及固定资产损失等费用由拆迁人负责。

　　第三十六条 禁止下列损害公共设施或者影响供水设施使用功能的行为：

　　（一）非管理人员私自启闭公用供水阀门；

　　（二）盗窃供水井盖、阀门、管道等；

　　（三）损害供水设施；

　　（四）在供水管道上方堆放物料或者建筑；

　　（五）在城市输配水管道保护范围内堆放物料，采砂取土；

　　（六）依附供水设施搭建棚厦，修砌构筑物；

　　（七）在供水管道上擅自安装用水设备；

　　（八）将室内供水明管砌入建筑物或者隔墙内；

　　（九）其他损害城市供水设施或者影响其使用功能的行为。

　　第三十七条 从事可能危及城市供水设施、影响城市供水正常运行的施工作业，应当经供水主管部门同意，按照有关规定组织施工。因工程建设需要迁建供水设施的，应当经规划部门许可，由建设单位出资，供水主管部门组织实施。

　　第三十八条 城市供水价格实行政府定价管理，按照居民生活用水、工业用水、行政事业用水、经营服务用水、特种用水等用途分类定价。城市供水企业需要调整供水价格时，应当向城市政府价格主管部门提出书面申请并抄报供水主管部门。价格主管部门按照规定权限和程序审核后，报本级政府批准后执行，并报上一级价格和供水主管部门备案。

　　第三十九条 城市供水价格逐步实行居民生活用水阶梯式水价和非居民用水超定额加价制度，推行容量水价和计量水价相结合的两部水价。

　　第四十条 同一用户不同类别的用水应当分别装表计量。因用户责任未分别装表计量的，按照相应的最高类别适用水价。因供水企业的责任未分别装表计量的，按照相应的最低类别适用水价。

　　第四十一条 供水企业应当为用户安装计量水表，定期抄录水表读数计算用水量。计量水表经法定计量核定机构核定合格并加封。

　　第四十二条 供水企业应当对其安装的计量水表进行管理维护和不定期检查，并按照规定的更换周期进行更换。

　　计量水表在更换周期内发生计量失准或者停止运行的，供水企业应当予以更换。

　　第四十三条 用水户发现计量水表损坏的，应当及时告知供水企业，供水企业应当于48小时内派员到现场处理并重新安装水表。因用水户原因造成水表损坏的，重新安装水表的费用由用水户承担。

　　用水户对计量水表准确有异议的，可以向供水企业提出检表要求，供水企业应当于5日内与用水户共同委托有资质的计量核定机构检验。检验合格的，用水户应承担检验费并按照计量水表计量的用水量交纳水费；检验不合格的，供水企业应当承担检验费和超出规定误差标准的用水水费。

　　第四十四条 供水企业收取水费应当执行政府依法制定的供水价格，使用统一的收费凭证。

　　供水企业违法收取水费的，用水户可以拒绝交纳，并向价格主管部门投诉。

　　第四十五条 用水户应当按照供水合同约定向供水企业交纳水费。无正当理由不交纳的，供水企业可以向用水户发出催交水费通知书，并按照合同约定收取违约金。

　　水费催交通知书发出超过30日仍未交纳的，供水企业可以依照合同约定对用水户采取停止供水或者限时供水的措施。供水企业采取停止供水或者限时供水措施的，应当提前48小时通知用水户并报告供水主管部门。用户足额补交欠费和违约金后，供水企业应当于24小时内恢复供水。

　　用水户对停止供水、限时供水有异议的，可以向供水主管部门投诉，供水主管部门应当于1日内给予答复。

　　第四十六条 供水企业供水水质、水压不符合国家规定标准，擅自停止供水或者未履行停水通知义务或者未按照规定检修供水设施、抢修设施故障的，由供水主管部门按照《城市供水条例》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第四十七条 无证或者超越资质证书规定的经营范围进行城市供水工程的设计、施工或者未按照国家规定的技术标准和规范进行城市供水工程设计、施工，违反城市供水发展规划及其年度建设计划兴建城市供水工程的，由供水主管部门按照《城市供水条例》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第四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供水主管部门或者城管执法部门按照《城市供水条例》和《辽宁省市政公用设施保护条例》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一）未按规定缴纳水费的；

　　（二）盗用或者转供城市公共供水的；

　　（三）在规定的城市公共供水管道及其附属设施的安全保护范围内进行危害供水设施安全活动的；

　　（四）擅自将自建设施供水管网系统与城市公共供水管网系统直接连接的；

　　（五）产生或者使用有毒有害物质的单位将其生产用水管网系统与城市公共供水管网系统直接连接的；

　　（六）在城市公共供水管道上直接装泵抽水的；

　　（七）擅自拆除、改装或者迁移城市公共供水设施的。

　　有前款第（一）、（二）、（四）、（五）、（六）、（七）项所列行为之一，情节严重的，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在一定时间内停止供水。

　　第四十九条 本办法自2011年3月1日起施行。1998年12月20日发布的《辽阳市城市供水管理办法》（市政府令第39号）自本办法施行之日起废止。本办法有效期限为3年。

　　 辽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二○一○年十二月十三日



台湾省《人体器官移植条例》评议

刘长秋
（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上海 200020）


摘 要：台湾省是我国颁布有关器官移植立法的最早地区，台湾省《人体器官移植条例》是台湾省在器官移植方面的首部立法，该条例对我国大陆的器官移植立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本文简单分析了该条例的特点，并就其缺陷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台湾省；《人体器官移植条例》；评介

抗生素的发现与器官移植被称为20世纪两个最重大的医学发现，而器官移植则更被视为“21世纪”医学之巅。伴随着新世纪的来临，器官移植又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新时期，越来越多的人通过器官移植重新获得了健康。与欧美国家相比，我国器官移植起步较晚，但发展却极为迅速，目前已在肝移植、肺移植等方面迈入世界先进国家行列。然而，与此极不相称的是，迄今为止我国还没有在器官移植方面进行全国性立法，这不仅极不利于我国医患关系中涉及器官移植部分的法律关系的调整与规范，也极大地制约了我国器官移植技术的发展与应用。1987年6月19日，台湾省在我国境内率先通过了一部专门规范人体器官捐献的《人体器官捐献条例》，该条例的出台，较好地规范了与器官移植有关的医事行为，也较为有效地保障了台湾省器官移植技术的发展。在这种背景下，研究台湾省《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的内容与特点，借鉴其在该方面的成功立法经验，对加快祖国大陆器官移植的立法步伐无疑将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基于此，本文拟就台湾省《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简作评介！
一、《条例》的主要特点
《条例》共25条，对包括《条例》的制定依据、器官类目的指定、脑死亡的判定以及罚则等在内众多内容进行了规定。
（一）《条例》是一部器官移植技术发展与应用的保障法
法律作为一种具有普遍约束效力的社会规范，都有其制定的目的。作为台湾乃至中国首部有关器官移植的地方性立法，《条例》首先对其本身的目的进行了明确规定。根据《条例》第一条之规定，该条例旨在保障医师摘取尸体或他人器官并施行器官移植手术，以恢复人体器官的功能或挽救生命。这说明，《条例》是一部旨在保障器官移植技术发展和应用的专门法。这在《条例》第三条、第十四条及第十五条对“器官类目之指定”、“人体器官保存库之设置”以及“捐赠器官者其亲属之表扬及丧葬费之补助”的规定中都体现了这一点。根据这些规定，用于器官移植的器官的类目由卫生主管机关依实际需要指定，这些器官包括组织；医学院为妥善保存摘取的器官，应设置人体器官的保存库；捐赠器官供移植的死者亲属，可以获得市或县（市）的表扬，家境贫困的还可酌情获得一定的丧葬费补助。笔者以为，对移植器官类目指定的规定，可以保证那些技术上已相对成熟而临床医疗实践也已获得极大成功的器官移植被获准进行，而将那些移植风险还相对较大、成功率不高的器官移植排除于可以进行移植的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之列，有利于保障医师施行器官移植的成功率，提高器官移植技术的临床应用。对人体器官保存库设置的规定，可以使经由捐献而来但又未能及时用于移植的人体器官获得较好的保存，有利于保障移植器官的质量及医师对器官的利用。而对“捐赠器官者其亲属之表扬及丧葬费之补助”的规定，则有利于公众自愿捐献器官，使器官移植获得更多的供体来源。上述规定都有利于医师施行器官移植手术，有利于对病人生命的拯救，体现了《条例》对器官移植的支持与保护。
（二）《条例》较好地注意了与其他立法之间关系的协调
作为器官移植的专项法，《条例》较好地注意到了自身与其他立法之间关系的协调。表现在具体的法律条文中，《条例》第十九条规定：“违反本条例规定而涉及刑事责任者，依有关法律处理之。”而第二十三条则规定：“器官移植手术属于人体试验部分，应依医疗法有关规定办理。”这两项规定表明，《条例》充分考虑到了人体器官捐献过程中可能涉及到的刑事问题及普通医事问题，并为这些问题的解决指明了具体的法律适用，这就较为恰当地解决了该《条例》与其他立法之间在适用范围上可能产生的冲突，协调了与其他立法之间的关系。
此外，《条例》第一条第2款规定：“本条例未规定者，适用其它法律之规定。”该规定明显具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好处：其一，较好地照顾了《条例》与台湾其他现行法的关系。器官移植作为一种复杂的医事行为，涉及诸如生命健康权、身体权、知情权、过失杀人、医疗事故、对器官移植行为的监管等众多问题，《条例》作为器官移植方面的专项法不可能将这些问题一概纳入其规制范围之内，而显然应将其分别让位于各个相应的部门法（如民法、刑法、行政法等）来加以解决。《条例》第一条第2款的规定无疑为其他各部门法介入对上述问题的规制提供了法律依据。其二，《条例》的上述规定也为今后的器官移植立法留出了余地。作为台湾首部器官移植方面的专项法，《条例》没有也不可能将器官移植中的所有行为都规定得毫无遗漏，随着将来器官移植技术的发展及临床应用，肯定还需要出台更多相关的法律（如脑死亡法）来配合它的实施。为此，需要它为将来器官移植法的制定留出一定的立法空间，而《条例》第一条第2款的上述规定无疑客观上起到了这样一种作用。因为依照该规定，在某些问题没有明文法律加以规制时，应“适用其它法律之规定”，而这里的其他法之规定显然也应当包括为弥补该《条例》之不足而于将来制定的器官移植法。
（三）在判断死亡的标准方面，《条例》坚持了二元标准
在已制定过器官移植立法的国家和地区中，对脑死亡的处理往往具有较大的难度。理论上，心死亡作为传统的死亡判断标准，对器官移植的效果有着很大的负面影响。这是因为，人体某些器官的移植（如心脏、肝脏等）往往对供体的器官有着较高的要求，在供体心死后再进行移植，其效果大都不很理想，不仅移植的成功率会大打折扣，且移植后病人的成活期也普遍较短。而脑死亡目前还没有像心死亡那样为公众所普遍接受——尽管现代医学的发展已经证明在人脑已经死亡的情况下即使其心跳依旧，也绝对不可能会再复活。这就使得医师无权从脑死心跳者身上摘取器官用于移植，从而极大地阻碍了器官移植的临床应用，使不少患者仅仅因为器官不够新鲜而成为器官移植的牺牲品。在这种情况下，各国采取了截然不同的两种做法。一是制定脑死亡法与脑死亡判断标准，明确将脑死亡作为取代心死亡的一项死亡判断标准，允许医师从脑死亡者身上摘取器官用于移植；二是依旧坚持传统的心死亡概念，拒不承认脑死亡，禁止医师从脑死心跳者身上摘取器官。而我国台湾的做法显然体现出了较大的灵活性。一方面，它依旧坚持将心死亡作为判断人死亡的基本标准，但同时又不否认脑死亡标准，而将脑死亡标准作为了心死亡标准的辅助标准。体现在具体规定中，《条例》第四条（自尸体摘取器官之时间及脑死之判定）及第五条（脑死判决医师施行移植手术之禁止）规定：“医师自尸体摘取器官施行移植手术，必须在器官捐赠者经其诊治医师判定病人死亡后为之。前项死亡以脑死判定者，应依卫生主管机关规定之程序为之”、“前条死亡判定之医师，不得参与摘取、移植手术。”就是说，依照《条例》的规定，医师摘取死者的器官应当在器官捐赠者的诊治医师以心死亡的标准判定其死亡之后才可以进行；当然，器官捐赠者的诊治者也可以脑死亡为标准来判定器官捐赠者是否死亡，但这样做需依卫生主管机关规定的特殊程序来进行；而为了防止医师舞弊，《条例》禁止对捐赠者作出脑死亡判定的医师施行器官摘取和移植手术。这样的规定，相对于单纯接受脑死亡而拒绝心死亡或单纯坚持心死亡而排斥脑死亡的做法而言，显然要灵活了许多，也科学了许多。因为这样一来，对于那些已接受脑死亡并作出器官捐献意思表示的人来说，在其脑干死亡后，医师有权从其身体内取出所需要的器官用于移植；而对于那些不接受脑死亡的人来说，医师要想摘取其捐献的器官，则依旧需要在其心跳完全停止之后才可以进行。在死亡的标准上，捐赠者具有了选择权。
（四）《条例》确立了符合各国器官移植立法规律的基本原则
具体来说，主要包括以下原则：
1. 器官移植的安全保障原则：器官移植是一项高度复杂的现代医学技术，尽管目前各国的器官移植手术都获得了较大的成功，但相对于一般的医学技术应用而言，它依旧潜藏着巨大的医疗风险。《条例》充分考虑到了这种风险的客观性，并为这种风险的预防规定了具体的应对策略。根据《条例》第三条、第四条、第五条、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及第十三条的规定：施行移植手术应依据确实的医学知识，符合医学科技之发展，并优先考虑其它更为适当之医疗方法；医师自尸体摘取器官施行移植手术，必须在器官捐赠者经其诊治医师判定病人死亡后才可以进行；参与捐献者死亡判定的医师不得参与摘取、移植手术；医师施行器官移植时，应善尽医疗及礼仪上必要之注意；医院、医师应在报经卫生主管机关核定其资格及器官之类目后，才可以施行器官摘取、移植手术；医师摘取器官施行移植手术，应建立完整医疗纪录；经摘取的器官不适宜移植者，应依卫生主管机关所定的方法处理。这些规定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减少器官移植的风险性，保障器官移植的安全进行，防止发生一些不必要的医疗纠纷和生命健康损害。
2. 人体器官捐献的无偿原则：在人体器官的捐献方面，《条例》坚持无偿捐献原则，反对人体器官的有偿买卖。为此，《条例》第十二条规定：“提供移植之器官，应以无偿捐赠方式为之。”这说明，《条例》提倡捐赠者发扬人道主义精神，无偿捐献自己的身体器官，是该《条例》的一项基本原则。
3. 人体器官捐献的自愿原则：除了在人体器官捐献方面坚持无偿捐献原则之外，《条例》还将捐献者自愿捐献器官作为一项基本原则。为此，《条例》第六条及第八条分别对医师摘取尸体器官和活体器官的的问题进行了规定。据此，医师自尸体上摘取器官须满足以下条件之一：（1）死者生前以书面或遗嘱表示同意；（2）死者最近亲属书面同意；（3）死者生前有捐赠的意思表示，且经两个以上的医师书面证明的，但死者身分不明或其最近亲属不同意的除外。而医师摘取活体器官则须同时符合以下条件：（1）捐赠器官者须为成年人，并应出具书面同意及其最近亲属二人以上的书面证明；（2）摘取器官须不危害捐赠者的生命安全，并以移植于其三亲等以内的血亲或配偶为限。[1] 可见，“自愿”（或“同意”）是医师从捐赠者身上摘取器官用于移植的最基本要求，只有在符合自愿的前提下，摘取捐赠者器官的行为才被认为是合法的。
4. 未成年人生命权益特殊保护原则：器官移植手术是一种高难度的手术，手术过程中会伴随着一定的风险。未成年人作为正处于生理发育最佳时期的一类特殊社会群体，在如对摘除器官后的承受能力、对被摘除器官的未来健康需求等许多方面都还具有不确定性的特点，容易引发损害其合法权益的事件发生；加之未成年人一般都缺乏足够成熟和理性的自我判断能力和情绪控制能力，对器官移植的后果等都难以具有足够清醒的认识和理解，容易遗留问题和纠纷。因此，在人体器官的捐献方面，各国一般都对未成年人的生命权益给予了较为特殊的保护，不提倡未成年人捐献器官。《条例》借鉴了国际上的普遍做法，将器官捐献者的范围限定于成年人。[2]
二、《条例》的几点缺陷
作为台湾乃至中国首部有关器官移植的地方性立法，《条例》对台湾岛内及整个中国今后的器官移植立法具有重要的开创意义。然而，另一方面，该《条例》也还存在着一些缺陷，具体来说，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条例》制定的目的不利于该法获得应有的社会认同
人体器官捐献法固然应当是一部旨在保障医师顺利摘取人体器官用于器官移植以拯救生命的法律，但它更是一部保障器官移植安全、规范进行的法律。人体器官捐献法的目的不仅仅在于保障器官移植技术的发展与应用，更在于规范人体器官移植行为，保障器官移植安全和规范地进行，保护好器官移植供受体的合法生命权益。而通过以上我们对《条例》制定目的的介绍中，我们不难看到，《条例》重视了对医师摘取器官以顺利施行移植的保障，但却忽略了对器官移植供受体权益的保护问题，而这样规定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很容易使公众产生如下误解，即：人体器官捐献法是医师进行器官移植的保障法，而不是器官移植供受体利益的保护法。这不仅与人体器官捐献法的实质相背离，且不容易使公众正确理解和接受器官移植，无益于《条例》的社会认同。
（二）对捐赠者范围的限定过于狭窄
《条例》对捐赠者的范围作了比较狭隘的规定，根据该规定，器官的捐赠者必须是患者三亲等以内的血亲或配偶。这就大大限制了器官移植供体的来源，不利于器官移植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也不利于医师对生命的救治，这是因为，在患者三亲等以外的血亲以及其他人员中，有时并不乏自愿捐献器官以救助患者的人，而《条例》对捐赠者范围的狭隘界定，实际上是对其他人员捐献器官的禁止，因此，在患者三亲等以内的血亲或配偶不愿或无法捐赠其器官时，即使患者三亲等及配偶之外的其他人在其器官符合医学标准而其本人也愿意毫无代价的捐献自己的器官以救治患者，依照《条例》的规定，医师也不能从其身体上摘取器官用于移植。这明显不利于对患者生命的救助，也无益于器官移植技术的进一步推广与临床应用。
（三）没有赋予捐赠者对器官捐赠协议的变更权
器官捐赠的本质是器官捐赠者捐献对被捐献者器官的处理。[3] 由于传统的生命观念与民法理论都禁止将人体器官作为法律关系的客体，使得人体器官的性质在法律上较难界定，不能完全按照物权法的理论与实践去处理器官捐赠行为。因此，对于器官捐赠者依法签订的器官捐赠协议，法律应当予以灵活的保护，在捐赠者毁约而解除捐赠协议时，应视不同情况而给予适当的支持。这既是器官捐赠协议这一特殊民事协议的内在要求，也是鼓励更多人自愿捐献器官或遗体的基本需要。因为，只有当人们认为法律是在真正保护器官捐赠者的利益时，他们才乐于作器官捐献者，乐于捐献出自己或自己亲属的器官或遗体；而法律赋予他们对自己签订的器官捐赠协议以变更权，无疑是给予了他们更大的自主权，这易于使他们认同器官捐赠，从而激发他们捐赠的积极性。正是基于这一考虑，不少国家和地区的器官移植立法都对捐赠者变更捐赠协议的权利给予了重视。例如，祖国大陆首部有关器官移植的地方性立法——《上海市遗体捐献条例》（已于2001年3月开始实施）就明确规定：遗体捐献人应办理遗体捐献登记手续，“办理遗体捐献登记手续后，捐献人可以变更登记内容或者撤销登记。登记机构应当按照捐献人的要求，及时办理变更或者撤销手续。”[4] 而台湾省《人体器官移植条例》显然没有赋予器官捐赠者变更器官捐赠协议的权利。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台湾省在人体器官捐赠方面的一个不恰当立法理念，即重在保障器官移植手术对供体器官来源的需要（也就是重在保障器官移植受体的生命利益），[5] 而非保障器官移植供体的生命利益。而实际上，相对于受体的生命利益而言，供体的生命利益更应当受到保障，因为无偿捐献器官是《条例》的一项基本原则，在无偿捐赠的情况下，供体是甘于付出而又完全得不到回报的一方，作为法律关系当事人之间利益关系的平衡器，法律只有优先且重点保护供体的利益才更符合法对公平与正义的追求。而在这一点上，《条例》显然没有很好地予以考虑。

注释：
[1]这里所称的配偶，是指与捐赠器官者生有子女或结婚三年以上的人，但结婚满一年后始经医师诊断罹患移植适应症者，不在此限（参见《条例》第八条第2款）。
[2]参见《条例》第八条第1款。
[3]这里包括两种情况，一是捐赠者对其本人器官的处理，二是捐赠者没有相应的意思表示但在其死后其近亲属对其遗体器官的处理。
[4]参见《上海市遗体捐献条例》第12条、第13条与第14条。
[5]当前，在世界范围内，供体器官来源不足已经成为影响器官移植临床应用的主要障碍，从短期来看，捐赠者变更捐赠协议无疑会进一步减少器官移植的供体来源，影响到对患者生命的救治。
（本文发表于《台湾法研究》，200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