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人民政府


市政府关于印发《南通市市区保障性商品房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通政发〔2007〕53号



崇川区、港闸区人民政府，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市各有关部门和单位：

　　《南通市市区保障性商品房管理暂行办法》已经2007年6月1日市第十二届人民政府第64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印发，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七年六月二十七日


南通市市区保障性商品房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完善住房保障体系，切实解决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规范保障性商品房配售管理工作，根据国家、省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市区（崇川区、港闸区、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下同）范围内保障性商品房的配售管理，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保障性商品房，是指由政府提供的限房价、限套型、限对象、限转让，定向配售给市区有一定购房能力的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的，具有社会保障性质的住房。
第四条 市房产管理局是市区保障性商品房管理的扎口部门，具体负责有关配售管理工作。
市发展改革、国土、规划、建设、财政、民政、物价、统计、公安、劳动保障、监察、审计等相关部门，各区政府（管委会）以及街道（乡镇）、社区等基层组织，按照职责分工，共同做好保障性商品房建设、配售、管理的相关工作。
第二章 申购条件
第五条 申请购买保障性商品房的家庭应当同时符合以下基本条件：
（一）申请人及其共同申请的家庭成员（指配偶及具有法定赡养、抚养关系的成员，下同），在市区工作和生活，且其中至少有2人取得市区常住居民户籍（非农业户，以下简称市区城镇户籍）时间满5年；
（二）申请人及其共同申请的家庭成员不少于2人；
（三）家庭人均收入符合市政府确定的住房保障低收入家庭标准；
（四）家庭全部资产（包括房产、车辆、存款、有价证券、投资、股份、债权等）在住房保障低收入家庭年收入标准上限的6倍以下；
（五）家庭无住房或人均住房（含私有住房和租住公房）建筑面积低于15平方米（含）。
第六条 申请保障性商品房实行家庭成员全员申报制。配售保障人口按家庭中有市区城镇户籍的人数计算。
户籍因就学（不含出国留学）、服兵役等原因迁移出市区的，仍可作为共同申请和计算保障的家庭成员。
户籍因就学迁入市区的，就学期间不计入取得户籍时间。
第七条 申请购买保障性商品房的家庭，现有住房面积应按家庭成员名下全部房屋面积合并计算，包括租住公房和私有住房（含使用宅基地建设的市区农村住房）。
第八条 申请人及其共同申请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申请购买保障性商品房：
（一）本办法实施后有转让（出售、赠予或以其他方式转移，下同）房产行为，且转让前住房面积超过规定标准的；
（二）已享受过政府住房保障其他优惠政策，包括优惠购买公有住房、经济适用房、解困房、集资房，拆迁公有住房获得安置房或领取货币安置款，以及经济适用房政策性补贴等，且优惠购买、安置或货币补贴面积超过规定标准的；
（三）已享受低价位商品房保障的；
（四）曾使用市区农村宅基地指标建房，未分户居住或分户居住不足5年的；
（五）已婚夫妇离异时间不满2年的。
第九条 申购保障性商品房的家庭，现租住公房（包括单位自管公房和直管公房）的，须解除租赁关系。现租住的直管公房由市房产管理局收回，纳入保障性住房统一调剂解决其他住房困难家庭。
申购保障性商品房的家庭，现有私房面积应当抵减保障性商品房配售面积；不抵减的，其等面积部分的配售价格按规定标准提高50%计算。
第三章 申购程序
第十条 申请购买保障性商品房，按照个人诚信申报、社会公示监督的原则办理，具体程序如下：
（一）申请人可在户籍所在地社区居委会或到市房产管理局领取《南通市市区保障性商品房购买申请表》；
（二）申请人按规定如实填写后，向市房产管理局提交申请表和相关证明材料；
（三）市房产管理局初审后，将申请人申报的有关情况（主要为家庭人口、现居住地点、住房状况、家庭收入、家庭资产等），首先在其所在社区或单位进行公示（申请人户籍所在地和实际居住地不一致的，同时在两地公示）；然后在本市公开发行的报纸或其他媒体进行公示。公示时间分别不少于15天。
（四）在公示期内有异议且经由房管、监察、社区等单位组成的联合调查组调查核实异议成立的，确认不符合条件，书面告知申请人；在公示期内无异议或经调查核实异议不成立的，确认符合条件，发给《购买保障性商品房批准通知书》。
（五）经批准取得购房资格的申请人，由市房产管理局按申请顺序予以编号，办理相关手续。
第十一条 申请人提交《南通市市区保障性商品房购买申请表》时，需提供下列证明材料：
（一）申请人及其共同申请人的户口、身份证明，婚姻状况证明，赡养、抚养关系证明。
（二）申请人及其共同申请人现有房产（包括户籍所在地、实际居住地及其他相关房产）的证明资料，私有住房提供房屋所有权证或购房合同，租住公房提供租赁合同，农村住房提供建房审批表。
（三）申请人及其共同申请人所在单位出具的上一年度收入证明（含工资、奖金、各类补贴、福利、加班费及其他收入）；无单位的，提供失业证或其他相关证明以及社区出具的收入情况证明。
（四）因在本市大中专院校读书取得本市户籍，且毕业后直接在市区落户的，提供毕业证书及在市区工作的相关证明；
（五）因就学（不含出国留学人员）、服兵役等原因迁出户籍的，提供原户籍所在地派出所证明；
（六）因支援内地、边疆建设等原因迁出户籍，现已返回市区定居且户籍回迁的，提供相关证明；
（七）低保、特困、残疾等特殊困难及军、烈属等优抚对象家庭，提供相关证明。
上述材料涉及各类证件或合同等，应提交经申请人签字确认的复印件，并提供原件核对。
第四章 配售管理
第十二条 保障性商品房限中小套型，建筑面积最高控制在80平方米左右。配售控制标准为：2人户50平方米左右靠套型、3人户60平方米左右靠套型、4人及以上户80平方米左右靠套型。
符合申请条件的家庭只能购买一套保障性商品房，购买后所有家庭成员实名记入住房保障档案系统。
第十三条 保障性商品房实行政府定价，具体配售价格由市房产管理局会同市物价局测算后报市政府确定。
第十四条 市房产管理局根据保障性商品房的建设情况，及时在本市公开发行的报纸或其他媒体上发布公告。公告内容主要包括：房源数量、楼盘地段、配售价格、开发建设单位以及选购登记日期。
第十五条 申请人可根据配售房源的供给情况，在公告规定期限内以书面形式向市房产管理局进行选购登记。登记选购的申请人数超过可供房源总量的，由市房产管理局组织公开摇号，确定购房名单和所选房号。公开摇号未摇中的申请人实行轮候。
第十六条 实行轮候的申请人每年须到市房产管理局进行年审登记。申请人家庭情况发生变化的，应提供经社区证明的书面材料。未进行年审登记的，视为放弃申购，退出轮候。
第十七条 经核准确定配售的申请人家庭，应在规定时间内办妥购房手续；未按规定办理的，取消配售资格，三年后方可重新申请，在此期间不得享受政府其他住房保障政策。
第五章 监督管理
第十八条 保障性商品房是政府提供特殊优惠的住房，由市房产管理局在《房屋所有权证》上加盖“保障性商品房”印记，不得转让、出租或作其他处分，但可申请政府回购。
第十九条 申请人购买保障性商品房，可以提取家庭成员及其直系亲属名下缴存的公积金，但不得以所购房屋办理抵押。
第二十条 购买保障性商品房的家庭，应按规定缴纳房屋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维修基金，专项用于房屋公共部位、共用设施保修期满后的维修和更新改造。
第二十一条 购买保障性商品房的家庭，收入状况和居住条件明显改善的，应当退出所购保障性商品房。市房产管理局应当定期进行检查复核。具体办法另行制定。
第二十二条 申请人申报不诚信，弄虚作假、隐瞒家庭收入和住房情况，经查属实的，取消申购资格；对申请人已骗购的保障性商品房，由市房产管理局责令退回，注销房屋所有权证，并通报有关单位记入个人征信档案。
对出具虚假证明的单位，依法依纪追究单位主要领导和相关人员的责任。
第二十三条 保障性商品房相关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保障性商品房建设、配售和监管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依法依纪追究其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第五条“住房保障低收入家庭标准”暂定为上年度人均月收入低于900元（含），“住房保障低收入家庭年收入标准上限的6倍”按家庭成员人数×900×12×6计算，以后调整另行公布。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2007年7月1日起试行。




　　【摘要】举证时限制度是民事诉讼证据制度中备受争议的问题。文章坚持准备程序阶段的举证时限规制以及相对宽松的举证失权效果，同时主张以当事人的主观故意作为失权发生要件，从而适度缓和举证迟延、诉讼效率与司法公正之间的紧张关系。举证时限制度的贯彻实施有赖于司法制度的改革，在法官有权力、无权威的司法环境中，举证时限制度难以顺畅运行。

　　【关键词】举证时限；迟延举证；举证失权；民事诉讼证据

　　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第一部专门针对民事诉讼证据的司法解释——《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下称《证据规定》）。其中，对民事诉讼的进行影响最大，争议也最大的，是关于举证时限的规定。设置举证时限制度，旨在防止举证迟延，提高诉讼效率，顺应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民事诉讼集中审理的趋势，克服分割审理、随时提出证据资料等传统审判方式的弊端，[1]以应对民事案件井喷式增长所带来的审案压力。在《证据规定》出台之前，举证时限制度已在一些地方法院的试行规则中有所规定，并试点推行。[2]但由于《证据规定》的制定和出台具有寻求改革绩效的动因，理论界和实务界对于举证时限等证据制度缺乏扎实、科学的实证研究[3]和理论论证，也没有来得及进行广泛、深入的宣传，导致人们对举证时限制度的目的、具体规定的内涵缺乏足够的认识和充分的思想准备，加之司法环境、司法权威、诉讼观念、法官素质、司法政策调整等诸多原因，使得举证时限制度的运行陷入了困境。本文通过对举证时限制度的考察，以及学界各种完善方案的分析，试图提出一种既能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举证迟延、促进诉讼效率，保障诉讼公正，又能与当下制度环境相适应的应对措施。

　　一、举证迟延防止对策——举证时限与举证失权

　　（一）现行举证时限的制度结构

　　本文讨论的举证时限制度结构，是针对最高法院《证据规定》的文本而言，并非指民事诉讼实践中的实际运行状态。所谓举证时限，简而言之，是指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向法院提出证据，法院接纳该证据的期限（期间）。举证时限制度试图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在什么期间内，当事人提出的证据才是有效的？在什么情况下允许有例外也是这种制度所规范的另一个面向。

　　在制度构成方面，举证时限主要有以下几项内容：1.关于提出证据的期间规制。在诉讼开始后，由法院指定或当事人协商确定当事人提出证据的期限。当事人逾期没有提出证据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当事人在确定的期限内提出证据有困难的，可以向法院申请延长期限。2.关于提出证据的例外情形：（1）属于“新证据”的，其证据的提出不受举证时限的限制；（2）对于当事人逾期提交的证据材料，法院审理时不组织质证，但对方当事人同意质证的除外；3.重新确定举证期间的情形。从现行的《证据规定》的相关规定来看，这些情形实际上都有很大的解释空间，有的也还不够严谨，存在着缺陷。[4]

　　最高人民法院在《证据规定》中设置举证时限制度的目的在于提高诉讼效率，防止拖延诉讼和诉讼突袭。防止诉讼突袭与规则制定者对程序正义的认识有关，[5]与诉讼效率目标相比，居于次要的地位。之所以当时特别强调诉讼效率，与我国改革开放以后民事案件大量增加，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推进、强调诉讼的程序约束、价值观的转变等因素有关。最主要的因素是我国改革开放后的社会转型过程中，民事权益纷争数量的速增，给法院审判造成很大的压力，由此，法院必须提高诉讼效率，以缓解审判压力。这种压力也成了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直接动力。当时的改革环境、程序正义观念的引入以及大陆法系国家从证据随时提出主义向适时提出主义的转向等因素催生了举证时限制度的出台。[6]

　　（二）举证时限制度的基本特点

　　现行举证时限制度有两个基本特点：其一，将举证失权作为举证时限的法律效果。一旦当事人逾期没有提出证据，又不符合规定的例外情形的，将发生失权效果。虽然《证据规定》第34条规定，“当事人应当在举证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交证据材料，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不提交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但这里的“视为”只是一种失权的委婉表达，其法律效果适用《证据规定》第43条的规定，即当事人举证期限届满后提供的证据不是新的证据的，人民法院不予采纳。所谓“举证失权”也就是指当事人丧失了有效地提出该证据的权利，即使提出，法院也不会纳入质证、认证程序，也就不可能作为定案的事实依据。

　　作为一种缓冲装置，《证据规定》设置了两种程序来缓解由于举证时限的刚性所带来的紧张关系。一是举证期限的延长。按照《证据规定》第36条，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提交证据材料确有困难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内向人民法院申请延期举证，经人民法院准许，可以适当延长举证期限。当事人在延长的举证期限内提交证据材料仍有困难的，可以再次提出延期申请，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决定。二是通过“新证据”的认定，使得某些证据免受举证时限的束缚。

　　其二，现行举证时限制度将举证迟延的规制范围主要限制在一审庭审前的审理准备阶段，而非为任何阶段的举证设定举证时限。在这一阶段，举证期限自当事人收到案件受理通知书和应诉通知书的次日起计算（第33条第3项）至证据交换之日止（第38条第2项）。举证时限制度如此设计，是为了提高庭审效率，实现集中审理、防止诉讼突袭、促成调解的目的。

　　（三）对现行举证时限制度的基本评价

　　自2002年《证据规定》实施后不久，举证时限制度随即引来社会的热评。最初主要是以积极评价为主，随着时间的推移，消极评价逐渐淹没了积极评价。

　　在积极评价方面，学者们认为，该制度的设置在我国民事诉讼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相对于过去的证据随时提出主义是一大进步，顺应了证据适时提出主义的世界潮流；承认了证据失权存在的价值，通过失权促进了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更新了人们原有的诉讼观念、司法观念和举证理念；强化了人们对程序正义观念的认识；为发展和完善民事诉讼制度、推进审判方式改革深入发展的需要，举证时限制度也反映了司法改革的成果，在制度上有所创新。[7]这些评价有些是基于制度规定和理论应然性加以评价，从实证角度予以积极评价的不多。实务界的积极评价主要是配合制度的实施，更多的是一种预测性、宣传性评价。

　　在消极评价方面，主要涉及两个大的方面：

　　其一，认为制度过于超前，不适合中国国情。这方面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1）与人们普遍的诉讼观念不合；（2）制度理念有误。有的学者指出，举证时限制度以证据失权理念作为其基础是错误的；[8]（3）缺乏相应的理论准备和知识储备；（4）缺乏相应的制度支持；（5）没有相应的司法环境。[9]

　　其二，制度结构本身的问题。认为制度规定存在着缺陷，正是由于制度结构的缺陷，导致制度设置目的与实际效果相悖。[10]举证时限制度在设计构造上也不够精细，存在不合理之处。例如，在受理案件后确定举证时限时，主要依据原告提供的材料来判断，不够周全；法院指定的举证期限不少于30日，不够灵活；指定的举证期限与证据交换的关系规定得不够清楚；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不提交证据即视为放弃举证权利，过于苛刻。[11]

　　消极评价主要是从实施后的实际效果来认识的。有些评价来自于对一定数量的个案的分析，但总体来讲，仍缺乏科学和充分的实证分析。[12]评价的消极程度也与人们的理解有关联。认为举证时限制度体现了绝对失权的，消极评价就非常低，甚至到达否定的程度。有的认为，对于事实的提出根本就不应当适用失权制度。举证失权或证据失权与实体公正的实现具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因而否定举证失权的正义性。[13]还有的学者认为既有制度规定本身的妥当性问题，也有对制度的理解、认识上存在偏差的问题，完全归责于制度本身是不恰当的。[14]由于实务界对《证据规定》的整体质疑以及实施环境的局限，使得《证据规定》并未在实践中得到完全的实施，各地法院在贯彻程度上有较大的差异，尤其是在基层和偏远的地区。《证据规定》中争议最大的举证时限制度更是处于半休眠或完全休眠状态。但由于存在文本上的举证时限制度，因此，当事人之间又常常纠缠于该制度，使得法院往往处于左右为难的尴尬境地。

　　应当说明的是，人们对举证时限制度的指责主要集中于举证失权的严苛性。这种认识又源于我们的传统诉讼观念。实际上，从最高法院规定的举证时限制度来看，其实未必严苛，因为举证时限制度中有关“新证据”的例外规定，使得当事人的举证具有相当宽泛的失权豁免根据，只要是“新证据”，便不受举证时限的约束，享有失权“豁免权”。如果人们（主要是司法实务界）能够从举证时限制度设置目的正确理解举证时限制度，就可以给予“新证据”相当宽泛的解释。例如，《证据规定》中已经明确，所谓“新证据”包括新发现的证据，“新发现的证据”本身是一个相当灵活和主观的概念。遗憾的是这些解释没有被实务界所普遍接受，成为司法共识，因此，自然也不会被律师们及当事人所接受，这是我们司法制度运行的问题（司法权威或法官权威的低下使其解释无法获得正当性）。不得不说，我们对于举证时限制度的运作缺乏足够的准备，没有足够的宣传，导致了人们对该制度的普遍不满，导致了制度被搁置的状态。

　　二、举证时限制度的两种完善路径

　　（一）方案之一：以现行举证时制度为基础，细化举证时限规则。

　　对于由最高人民法院构建起来的举证时限制度，学界、实务界部分人主张举证时限制度有其存在的必要，特别是第一次开庭审理前的举证时限作为审理前准备程序的主要措施以及证据交换的前提是非常必要的，应充分予以肯定，以举证失权作为制度机制也是必要的。当下的问题主要是失权条件设置欠缺合理性，因此，主张对举证时限制度进行修正，调整和细化举证失权的条件。这种观点也是最高人民法院相关机构的基本认识。对举证时限制度修正的具体设想反映在最高人民法院2011年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的补充规定》（下称《补充规定》）中。[15]该规定首先对最高法院《证据规定》中举证期限的一般含义作了解释性规定。明确法院在适用一审普通程序审理民事案件时，为当事人提供证明案件基础事实的证据所规定的期限为一般举证期限，该期限不得少于30日。为了照顾特殊情形，《补充规定》又明确了法院在民事案件的审理过程中，针对某一特定的事实或者特定的证据，可以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酌情指定当事人提供证据或者反证的期限，该期限不受“不得少于30日”的限制，即所谓特殊情形（可以称为“特殊举证期限”）。然后，《补充规定》又针对不同诉讼程序、不同诉讼阶段、不同情形的举证期限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如，简易程序的举证期限、二审举证期限、追加当事人的举证期限、发回重审案件的举证期限、补强证据举证期限的例外、公告送达情况下的举证期限、管辖权异议情况下的举证期限、针对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的反证的举证期限、增加或变更诉讼请求或反诉时的举证期限。这些规定不可谓不细致，如关于简易程序的举证期限，就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人民法院指定的举证期限不受《证据规定》第33条第3款规定的限制。但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审理的，除双方当事人均表示无需补足举证期限的，人民法院应当为当事人补足不少于30日的举证期限。”

　　笔者认为，试图通过细化规定（法定化）的方式改革和完善举证时限制度的思路是值得商榷的。

　　其一，这一思路使得关于举证时限的规范进一步刚性化。虽然从表面上看，规定既有一般原则规定，也有特殊规定，既做到了原则性，又做到了灵活性，但这一做法实际上不过是一种政策性应对而已。具体的细化规定，一方面增强了举证时限制度的可操作性，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举证时限规范进一步刚性化。而这种制度的刚性化恰恰与防止举证迟延需要根据实际情形灵活处理的理念相冲突。细化规定也会导致诉讼当事人之间、当事人与法院之间，在举证期限的问题上陷入更严重的缠斗之中，反而影响了诉讼效率的提高。原本可以由法官自由裁量处理的事项，成为双方当事人辩论、攻击防御的事项。举证时限的刚性化也必然加重诉讼程序运行的刚性化，而诉讼程序刚性化恰恰是当下人们所普遍诟病的，也背离了当下的司法政策精神。在诉讼中欲防止当事人举证迟延，提高诉讼效率只能根据具体情形由法官自由裁量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