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市民政局 厦门市经济发展局关于印发《厦门市异地商会管理办法》的通知
福建省厦门市民政局 福建省厦门市经济发展局
厦门市民政局 厦门市经济发展局关于印发《厦门市异地商会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异地商会、各有关单位：
现将《厦门市异地商会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〇一一年七月七日
厦门市异地商会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异地商会管理，促进异地商会健康有序发展，根据国务院《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异地商会，是指由国内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下同)、市(地级以上，下同)、县(含县级市、区，仅限福建省内，下同)同一原籍地自然人或法人在厦门市投资兴办，经厦门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的企业自愿发起组成，以原籍地行政区域名称命名为基本特征，以推动厦门市与国内各省、市、县经济合作交流为宗旨的地方性、联合性、非营利性的社会团体。
第三条 厦门市经济发展局是异地商会的业务主管单位，负责异地商会的业务指导和监督管理。
第四条 厦门市民政局是异地商会的登记管理机关，负责异地商会的登记审批和执法督导。
第五条 异地商会必须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不得反对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不得危害国家的统一、安全和民族的团结，不得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以及其他组织和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得违背社会道德风尚。
第六条 异地商会宗旨是：为企业发展服务，为两地经济发展服务，为合作交流服务。
第七条 异地商会业务范围是：发挥企业单位和政府之间的桥梁纽带作用，积极搭建合作平台，促进两地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加强会员诚信自律建设，了解反映会员诉求，依法维护会员合法权益；提供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等信息咨询，组织开展招商引资和业务培训等活动，为两地经贸合作交流提供服务；承办政府及有关部门委托的事项。
第二章 申请筹备
第八条 成立异地商会应具备下列条件：
(一)筹备成立异地商会，必须征得原籍地人民政府同意。
(二)发起人应是同一原籍地在厦投资具有较大影响力和代表性、经营记录良好的企业单位，且不得少于6个。
(三)有30个以上的单位会员(不得有个人会员，不得超出厦门市行政区域范围吸收会员)。
(四)有规范的名称和相应的组织机构。
(五)有合法、独立、固定的住所，且应设在非住宅内。
(六)有与其业务活动相适应的2名以上专职工作人员。
(七)有合法的资产和经费来源，有3万元以上的活动资金。
(八)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第九条 福建省外地市级以上行政区域的，福建省内县级以上行政区域的；一个行政区域只能成立一个异地商会。
异地商会的规范名称为：“厦门市某某(冠以某省或某市或某县行政区域名称)商会”或“厦门市某某(冠以某省或某市或某县行政区域名称)经济文化促进会或经济促进会”。
成立本省设区市的区的异地商会，须在区的行政区域名称前加该市的行政区域名称。
异地商会不得设立地域性的分支机构。
第十条 异地商会拟任负责人(含会长、常务副会长、副会长、监事长、副监事长、秘书长等)应符合下列条件：
(一)坚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政治素质好。
(二)在本团体业务领域内有较大影响。
(三)最高任职年龄不超过70周岁。
(四)身体健康，能坚持正常工作。
(五)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六)未受过剥夺政治权利刑事处罚。
(七)拟任会长(法定代表人)必须具有厦门户籍。
第十一条 申请筹备成立异地商会，应提交下列材料报厦门市经济发展局审查：
(一)原籍地人民政府关于同意在厦成立冠有其行政区域名称的异地商会的函件。
(二)发起人关于筹备成立异地商会的申请书。内容应包括异地商会名称、宗旨、业务范围、会员组成、经费来源。申请书应由发起人的法定代表人签名并加盖公章。
(三)发起人资质证明材料。提供加盖公章的发起人的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及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四)异地商会拟任负责人个人基本情况表。须由本人如实填写《厦门市异地商会拟任负责人个人基本情况表》，并提供个人身份证复印件；会长、秘书长必须提供个人户口所在地公安机关(公安分局以上)出具的未受过剥夺政治权利刑事处罚的证明，其他拟任负责人亦可提供其所在单位出具的上述证明。
(五)异地商会拟任负责人基本情况汇总表。根据异地商会拟任负责人提供的个人基本情况，以电子录入的方式汇总制表。
(六)异地商会章程(草案)。
(七)异地商会会员基本情况表。加盖公章的30个以上单位会员的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以电子录入的方式汇总制表。
(八)异地商会办公场所有效证明文件的原件和复印件(原件经交验后退回)。
(九)异地商会活动资金证明。
(十)《筹备成立社会团体申请表》。
(十一)《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的证明》。
第十二条 发起人在取得厦门市经济发展局的批复后，30日内向厦门市民政局申请筹备成立。申请时应提交下列材料：
(一)厦门市经济发展局的批准文件。
(二)本办法第十一条要求的所有材料。
第十三条 发起人在取得厦门市民政局同意筹备的批复文件之日起15日内，应成立由发起人之一的单位负责人任组长的筹备组，开展筹备工作。
筹备组成员中非发起人所占的比例应超过50%。
筹备组成立后5日内，应将筹备组成员名单报厦门市经济发展局、厦门市民政局。
第十四条 筹备组在6个月的筹备时限内，应完成以下筹备工作：
(一)根据原籍地在厦企业情况，拟定会员发展目标，做好会员发展工作。
(二)完善《章程》(草案)，草拟《章程》(草案)起草说明。
(三)起草会费标准(草案)、财务管理办法(草案)。
(四)起草《筹备工作报告》。
(五)起草《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选举办法》(草案)。
(六)提名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总监票人、监票人和计票人候选人。
(七)提名第一届理事会(含常务理事会)、监事会候选人。
(八)提名拟任负责人候选人。
(九)其他筹备工作。
筹备期间，不得开展筹备工作以外的活动。
筹备组每次会议所研究内容都必须形成会议纪要，最后一次会议应在厦门市经济发展局和厦门市民政局指导下进行。
第十五条 异地商会筹备组完成第十四条规定的所有筹备工作后，可以召开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
第十六条 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须有三分之二以上会员(代表)出席方能召开。
一个会员享有一票表决权。
第十七条 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应完成以下主要任务：
(一)审议通过《筹备工作报告》。
(二)审议通过《章程》。
(三)审议通过《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选举办法》和总监票人、监票人、计票人名单。
(四)审议通过财务管理办法。
(五)采取无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选举产生第一届理事会、监事会及审议通过会费标准。
第十八条 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休会期间，应分别召开第一届理事会、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主要完成以下任务：
(一)选举产生常务理事会。
(二)选举产生会长(法定代表人)、常务副会长、副会长、监事长、副监事长、秘书长等负责人。
(三)审议通过当选秘书长提名的副秘书长人选。
(四)审议通过其他有关事项。
第十九条 异地商会召开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的规范会议名称为“厦门市某某商会(筹)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或“厦门市某某商会(筹)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暨第一届理、监事就职典礼”。
第二十条 异地商会召开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和第一届理事会、监事会第一次会议时，应在厦门市经济发展局和厦门市民政局指导下进行。
第三章 成立登记
第二十一条 申请成立登记异地商会，应提交下列材料报厦门市经济发展局审查：
(一)筹备组关于成立异地商会的申请书。
(二)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和第一届理事会、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会议纪要及附件，经大会表决通过的组织机构人员名单、财务管理办法、会费标准等。
(三)经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通过的章程。
(四)验资报告。
(五)会员花名册。
(六)专职工作人员简历。
(七)拟设立的办事机构职责及负责人情况说明，及其它需要补充说明的材料。
(八)《社会团体法人登记申请表》。
(九)《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的证明》。
第二十二条 筹备组在取得厦门市经济发展局批复后，30日内向厦门市民政局申请成立登记。申请时应提交下列材料：
(一) 厦门市经济发展局的批准文件。
(二) 本办法第二十一条要求的所有材料。
第二十三条 异地商会筹备组在取得厦门市民政局同意成立登记的批复后，30日内持批复文件向相关部门办理印章刻制和组织机构代码证申请，并持《组织机构代码证》原件、复印件和印章及填报完整的登记表格，到厦门市民政局办理《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持社团登记证书副本办理银行开户后，5个工作日内向厦门市民政局办理银行账户备案手续。
第四章 变更和注销
第二十四条 异地商会的登记事项(包括名称、住所、法定代表人、业务范围、注册资金及其分支机构的名称、业务范围、住所和负责人)需要变更的，应经厦门市经济发展局审查同意后，30日内向厦门市民政局申请变更登记。申请时应提交下列材料：
(一)厦门市经济发展局的批准文件。
(二)变更申请书。
(三)理事会会议纪要及附件。
(四)变更事项相关表格。
(五)需要提供的相关材料。
第二十五条 异地商会应按照章程规定的届期按时换届，因特殊情况确需提前或延期举行的，必须报厦门市经济发展局、厦门市民政局批准同意，延期最长不得超过一年。
异地商会换届或更换法定代表人之前，必须进行财务审计。
第二十六条 异地商会最后一次换届筹备工作小组会议，以及换届会员(代表)大会和新一届理事会、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应在厦门市经济发展局和厦门市民政局的指导下进行。
第二十七条 异地商会换届选举产生新一届负责人后，无论是否发生人员、职务变动，均应按照相关规定，及时报厦门市民政局办理负责人变更备案手续。
第二十八条 异地商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经厦门市经济发展局审查同意后，向厦门市民政局申请注销登记：
(一)章程规定的解散事由出现的。
(二)会员(代表)大会决议解散的。
(三)因其他原因终止的。
异地商会在办理注销前，应当依照章程规定进行清算，自清算结束之日起15日内到厦门市民政局办理注销登记。
第二十九条 异地商会违反法律、法规被依法责令撤销的，在厦门市经济发展局和厦门市民政局指导下成立清算组织，完成清算工作。
第五章 组织机构和负责人
第三十条 异地商会的机构设立与负责人职数，应统筹兼顾，合理配置，便于运作。
第三十一条 在职公务员不得加入异地商会，党政机关领导干部不得兼任异地商会领导职务。
第三十二条 异地商会负责人应实行回避制度。同一异地商会内，禁止近亲属二人以上同时担任异地商会负责人。
第三十三条 异地商会的法定代表人须由会长担任，且不得同时担任其他社会团体的法定代表人。拟任法定代表人已担任其他社会团体法定代表人的，应事先解除已担任的其他社会团体法定代表人职务。
异地商会负责人(包括法定代表人)任职一般不超过两届。因特殊情况需延长的，应经会员(代表)大会2/3以上会员(代表)表决通过。
第六章 监督管理
第三十四条 厦门市经济发展局负责异地商会筹备申请、成立登记、变更登记、注销登记前的审查，监督、指导异地商会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依据其章程开展活动。
厦门市民政局负责异地商会的登记审批，研究制定有关政策规定并组织实施，负责对异地商会活动进行指导和检查监督，依法查处违法行为。
第三十五条 各地政府驻厦办事机构在促进两地政府、企业的合作交流工作中具有独特的职能作用。原籍地人民政府在厦门设有办事机构的，该驻厦办事机构应在申请筹备成立异地商会过程中起牵头引导作用。
第三十六条 异地商会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运作机制，以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协商处理内部事务。全体会员平等，充分享有选举权、参与权、知情权、建议权、监督权等各项权利，入会自愿，退会自由。
第三十七条 异地商会应按国家有关规定，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并认真执行，包括会员管理、会议管理、会费管理、财务管理、公文档案管理、印章管理、信息公开、内部争端裁决、换届选举等制度，确保各项事务处理有章可循，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协调、自谋发展。
第三十八条 异地商会确需对章程进行修改、调整的，应在报会员(代表)大会审议前，书面征求厦门市经济发展局和厦门市民政局意见。修改的章程需经会员(代表)大会表决通过，经厦门市经济发展局审查同意后，30日内报厦门市民政局核准。
异地商会修改章程未履行规定程序的，厦门市民政局不予受理章程核准。未经核准的章程，不得作为异地商会开展活动的依据，异地商会不应擅自发布。
第三十九条 异地商会会费标准的制定或修改，须经会员(代表)大会无记名投票表决，其决议须经到会会员(或会员代表)半数以上表决通过方能生效。异地商会通过的会费标准决议，应在30日内分别报送厦门市经济发展局、厦门市民政局和财政部门备案。会费收取应使用财政部或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部门印(监)制的社会团体会费收据。
第四十条 异地商会理事会在研究决定修改章程、调整会费、变动人事和延长届期等重大事项时，若出现争议，应采取无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有关决定。
第四十一条 异地商会的年度财务会计报告实行注册会计师审计。异地商会在向厦门市经济发展局、厦门市民政局和财政部门报送年度财务会计报告时，应同时报送审计报告。异地商会提供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作为厦门市民政局每年年检以及根据需要向社会公开的财务会计报告信息的依据。未经审计的异地商会的年度财务会计报告，厦门市经济发展局、厦门市民政局和财政部门不予接受。
第四十二条 异地商会有下列重大活动必须事前报告厦门市经济发展局、厦门市民政局和相关职能部门：
(一) 涉外和涉港、澳、台活动。
(二) 召开会员(代表)大会、成立庆典以及涉及组织机构及负责人选举和变更、修改章程等重要会议。
(三) 举办大型论坛、重大学术活动及其他影响较大的社会活动。
(四) 组织展览展销活动、创办经济实体、参与竞拍、投资或承接大型项目。
(五) 接受境内外大额捐赠或赞助。
(六) 发生对异地商会有重大影响的诉讼活动。
(七) 其他必须事前报告的重大活动或事项。
第四十三条 异地商会应遵守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依照章程开展活动，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未经事前报告，擅自举办或参与本办法第四十二条所列各种重大活动。
(二)违反章程规定，擅自扩大会员范围，将不具备入会资格的企业或个人吸纳入会。
(三)违反法律、法规和章程的规定向会员乱收费或者摊派。
(四)在异地商会内拉帮结派，影响异地商会内部团结和规范运作。
(五)违反规定设立地域性分会或乱设分支机构、办事机构。
(六)利用异地商会开展不正当经营活动。
(七)利用异地商会非法为个人牟利。
(八)私设“小金库”。
(九)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行为。
第四十四条 异地商会应当于每年3月底前向厦门市经济发展局报送上一年度工作总结、财务会计报告、审计报告及本年度工作计划，并按时接受厦门市经济发展局和厦门市民政局的年度检查。
第四十五条 异地商会应积极参加厦门市经济发展局和厦门市民政局组织的培训和各项活动。每年年检时，异地商会应将本单位开展综治维稳工作、参加培训和活动的情况报厦门市经济发展局和厦门市民政局备案。参加培训和活动的情况将作为异地商会年检和评估的指标。
第七章 附则
第四十六条 厦门市所属各行政区民政局不得办理异地商会的登记审批。
第四十七条 本办法由厦门市民政局和厦门市经济发展局负责解释。
第四十八条 本办法自2011年8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2006年5月30日厦门市经济发展局、厦门市民政局制定的《厦门市经济发展局 厦门市民政局关于印发〈厦门市异地社团组织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厦经协【2006】176号)同时废止。
论法官的良知
高 军
摘要：法官是法治的核心要素，法律必须依靠法官来公正有效地适用。而在法官要素中，法官良知又是其灵魂，法官良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司法过程的结果，决定有无司法公正。本文着重就法官良知的内涵及保持法官良知的内外部诸条件进行了阐述。
关键词：法官 司法 良知
法治社会是司法最终裁决的社会，法官代表法律裁决案件，对维护整个社会稳定与健康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是社会正义和人权的最后救济者，是法治的核心要素，法律必须依靠法官来公正有效地适用。值得注意的是，法官审理具体案件时不仅仅依据的是事实与法律，除此之外，还要结合自己的良知，即基于对法律的正当性与合法性的认识与理解以及对自己所经历的法律生活的体验和反思，而产生的对社会成员之社会行为的善与恶、正确与错误进行判断并采取相应行动的意识与能力。学者指出，“就一个法官而言,他的专业能力固然重要,然而,他的良知则永远是最重要的。法官良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司法过程的结果,决定有无司法公正”。[1] 而卡尔·卡拉斯则更进一步，甚至认为“仅仅要求法官要用最好的智识和良知来裁判，是不够的。应该规定法官仅需要那些最小的智识，而需要那些最大的良知”。[2]
一、 法官为什么需要良知？
首先，众所周知，从法律的特征来讲，法律本身仅是死物，“徒法不足以自行”，必须由人来操纵，马克思曾指出“要运用法律就需要法官。如果法律可以自动运用，那么法官也就是多余的了”[3]。由于社会生活纷纭复杂，各种新类型的案件层出不穷，面对无限发展着的社会，“立法者不是可预见一切可能发生的情况并据此为人们设定行为方案的超人，尽管他竭尽全力，仍会在法律中留下星罗棋布的缺漏和盲区，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法律都是千疮百孔的”[4]。在很多时候，法律可能会缺位，可能会有缺陷。但是，“法律有时入睡，但绝不死亡”，法官在适用法律时，绝不能以法律规定不明确、不完备或欠缺为借口而不予受理，更不得以此为由拒绝裁判，否则，“如果一个纠纷未得到根本解决，那么社会机体就可能产生溃烂的伤口”[5]。在这种情况下，法官应当发挥造法的功能，因为 “法律不只是作为一种条文或规范存在，更重要的是作为一种原则和精神存在。一个合格的法官，并不拘泥于法律条文的有无，而在于对法律精神的理解，以自己的智慧和法律素养，将法律精神融化于案件事实之中，进而发展法律。法律依据不只是法律条文。对法律的原则和精神的理解才是法官的生命” [6]。那么，对于什么是法律的原则和精神，主要取决于法官心中的自然法理念及对公平、正义的理解，取决于法官的良知。
其次，由于法律概念的抽象与概括及法律语言的歧义以及立法技术的失误等众多不确定因素作用的原因，法律自身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不合目的性、不周延性、滞后性的模糊性等局限，[7]不同的人对同样的法律甚至可能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理解。对此，达维德认为，“法律的实施以解释过程为前提”[8]，汉密尔顿指出，“解释乃是法院正当与特有的职责”[9]，马克思则更明确地指出，“法官的职责是当法律运用到个别场合时，根据他对法律的诚挚的理解来解释法律”[10]。而何谓“诚挚的理解”，则对法官的良知提出了要求。因此，对于那些明显违背理性的恶法，法官应大胆地拒绝服从。而对于那些有缺陷的法律，法官应正确地行使自由裁量权，通过符合法律精神的解释而使它变得没有缺陷以达到实现正义的目标。那种认为法官的作用就机械地执行法律，“把所有基于人民的决议和法律的东西都是正义的这种想法是最愚蠢的”[11] 。
最后，司法的功能角度来讲，现代司法的作用是定纷止争，它不仅仅是私人争执的公断人，而且还是行政权力乃至立法权力的“宪法裁决人”。它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是社会公共福祉的最终保障。司法判决的意义重大，不仅个案正义通过个案的判决来体现，而且整个社会的正义通过整个司法审判制度来体现，人民理解、尊重、热爱、信仰法律的习惯也是从对司法判决的信服中产生。西方的一些调查表明，“那些没有受过比较系统的法律教育的公民对于法律制度的知识以及公正观念的养成，与法院处理案件的过程以及媒体对于法院活动的报道有密切的关系”[12]，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法律制度所应得到的尊严与威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制度的工作人员的认识广度以及他们对其所服务的社会责任感的性质和强度”[13]。因此，法官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必须始终充满良知，奉行操守，所作出的司法判决绝不应是冷冰冰的，而应在体现真的价值的同时，还要体现善和美的价值，体现人性的光芒与理性的光辉及社会的关怀，以使人民亲近而自觉接受。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法官判案并不是纯粹的客观活动，同时也是法官本人的主观活动，在这一活动中，法官的司法理念，个人良知直接影响指导着法官裁判活动的公正与否。在西方法制发展的过程中，出于对僵化的法定证据制度的反叛，产生了自由心证证据制度，为了避免普通法僵直造成的极端不公正的裁决后果，衡平法得以产生和发展，均证明了法官良知对司法的极端重要性。关于良知对法官裁判的作用，在英美法系国家表现得更为明显，伯尔曼认为，英美法律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依靠法官的自尊心、责任感以及他们的智慧和自制力保证司法的公正[14]。所以，“法官非有良知不能表现正义”，“…对他们的资质不仅要求具有法律知识，而且特别应有广博的教养和廉洁的品质”，法官是“教堂外的教士”，是“社会的精英”、“有修养的伟人”和“正义之路的开拓者”，须“对所有的人富有诚心和爱心”[15]。法官须依照自己的良知、信念以及对法律的理解形成的正义准则裁判案件，作为一项法官裁判的原则，在一些国家的宪法中甚至还明文予以确立。1946年日本宪法第76条第3款规定，“所有法官依良心独立行使职权，只受宪法和法律的约束”。现行韩国宪法第九十八条规定：“法官依据宪法、法律及良心独立审判。”土耳其宪法第一百三十二条第一项规定：“法官独立执行其职务，法官判案，须依宪法、法律、正义及个人信念。”越南宪法第一百零一条也规定：“法官依其良心，无私之精神及尊重法律与国家权益判决案件”[16]。
二、 法官良知的内涵
法官的良知并非如泛道德主义者所认为的那种在法官必须具有同情心，法律要具有扶贫济困的功能的前提下，鼓励法官受无节制的同情心的支配，以至于偏离合法性的前提，单纯用道德和感情去判决法律争议。法官的良知有自己科学的内涵，具体包括：
首先，法官自身应信仰法律和坚守法律。伯尔曼说过：“在法治社会中，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形同虚设”。[17]这里指的是社会公众对法律的信仰，作为裁决者的法官自己更应信仰法律，孟德斯鸠曾把法官形容成宣布法律词语的喉舌，美国大法官马歇尔则把法官说成“只是法律的代言人”，马克思曾指出:“法官除了法律就没有别的上司”。如果连作为“法律的保管人”的法官都不遵守法律，任何要求人民守法的论调都是“只准州官放火，不让百姓点灯”的强盗逻辑。耶林认为“执行法律的人如变成扼杀法律的人，正如医生扼杀病人，监护人绞杀被监护人，乃是天下第一等恶”[18]。培根说过：“世上的一切苦难之中，最大的苦难无过于枉法”，因为“一次不公正的裁决，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虽是冒犯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毁坏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19]因此，法律信仰作为法官最基本的价值观念，必须真正地扎根于法官的灵魂深处。法官只有获得对法律信仰和正义追求的精神支持，才能带动内心严格的理性自律，从而产生巨大的工作动力和无私无畏的勇气，做到拉德布鲁赫所要求的为了维护正义，法官要“不惜一切代价，甚至包括牺牲生命”。
其次，法官必须做到公平和公正，因为“当事人可以接受败诉，但无法接受不公平”，“社会允许法律有漏洞，但不允许法官不公正”。公平与公正要求法官应恪守职业操守，对于法律实施过程中发生的各种主体之间的各种纠纷，以被动性原则和中立性原则作为履行职务行为的基本出发点，以中立的身份和地位，依公正、科学的司法程序，以求得公正的解决。在法官解决纠纷的过程中，法官地位的中立与诉讼程序的公正尤为重要。柏克认为，“一个公正的法官是一个冷冷的中立者”，法官地位中立要求：1、法官与案件无利害关系；2、任何人不能作为有关自己案件的法官；3、法官不应当有对当事人一方的好恶偏见。诉讼程序公正要求法官：1、对各方当事人的诉讼给予平等的注意；2、纠纷解决者应听取双方的证据；3、纠纷解决者应只在另一方在场的情况下听取一方意见；4、各方当事人应得到公平的机会来对另一方提出的论据和证据作出反应。法官的地位中立和诉讼程序公正应贯穿于案件裁判的始终。
再次，法官应合理地适用自由裁量权。自由裁量权是一柄双刃剑，它可能在保护正义的同时极容易伤害正义，如果被心术不正的人滥用甚至会沦为作恶的工具。出于对法官专断的恐惧，严格法治主义者主张“绝对的法律至上或法律统治，而排除恣意的权力和自由裁量权”，将法官变成一台自动售货机，输入事实，将法律对号入座然后吐出判决。这种完全排除自由裁量权的理论仅仅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在司法实践中根本无法实行。事实上，几乎所有案件的判决都或多或少地涉及法官的自由裁量。法官在行使自由裁量时，应怀着一颗“赤子之心”，怀着对社会弱者的关怀、对自然法理念及公平、正义精神的追求，服从法律和自己的良心做出合法又合乎人性的合理判决。但是，遗憾的是，在当前各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中，“合法但不合理”的现象还普遍地存在着。针对这种现象，最高法院副院长黄松有同志指出：“在司法审判中，一味强调‘合法不合理’的观点是不正确的，也是非常有害的。立法者在制定法律时，必然要求法律尽可能符合社会生活的情理，符合公众所普遍认可的公正要求。司法审判就是要抽象的法律规范与具体的案件事实相结合，把抽象的公正要求变成强制人们遵守的公正的力量。合法的应当是合情理的，这取决于法官怎样去理解法律，如何把握法的价值。将法律规范适用于处理具体的案件，并不是一个死板、机械的过程，而是一项创造性的活动。真正理解和把握了立法的精神和价值，就能够结合案件的具体事实，借助于社会生活经验知识，正确地解释和运用法律，作出合乎法律又合乎情理的公正裁判”[20]。
三、法官的良知从何处来？
首先，法官的良知从他的学问中产生。如前所述，法官在法治社会中承担着重大的使命，法官的良知不同于民众的一般道德观念，它建立在包括深厚的法律专业知识以及包括认识、判断、推理案件诸能力在内的良好的认知水平之上。17世纪英国普通上诉法院柯克大法官在反对国王可以亲审案件的观点时说过：“法律是一门艺术，它需要长期的学习和实践才能掌握，在未达到这一水平前，任何人都不能从事案件的审判工作”[21]，基于这种传统，“在西方国家，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有不解之缘。法学教育是从事法律职业的必经之路，法律职业的共同体只对那些具有同一教育背景的人开放门户”[22]。除必须具备深厚的法律专业知识外，法官还必须具有各种各样广博社会知识与社会经验在内的良好的知识结构，法官不仅仅是“法律人”，更应该是“文化人”，非社会精英所不能胜任[23]。
其次，法官的良知从信仰中来，对法官来说，信仰尤为重要。在这方面，西方文化建立在基督教的基础上，西方人普遍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赎罪意识和深刻的反省精神，西方国家法官的良知更多是从宗教中产生的。至今一些西方国家司法制度中还保留着法院开庭前举行祷告、证人出庭作证手按《圣经》宣誓以及法官在判决中不时会援引《圣经》内容的传统。在我国，普遍的宗教信仰与宗教情感并不存在，而且从理论上讲，我国的法官是唯物主义者，那么我国的法官如果必须有信仰的话，应该信仰什么？笔者认为，对我国的法官来说，在古罗马时代即已存在的“国民的安宁是最高的法律”、“公共安宁是最高的法律”、“国家安宁是最高的法律”的格言应成为他们的信仰，这同共产主义道德所提倡和要求的“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是相一致的。法律文化学者刘作翔教授曾撰文论及社会主义国家司法权的属性，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司法权的主体是人民群众[24]。那么对于司法权最重要的实际操作者法官来说，其行使司法权就是在行使人民所赋予的权力，因此，其应当信奉“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信念乃是必然的逻辑结论。当然，需要指出的是，这里虽然用到了“人民”这一集体的概念，但对法官来说，正如霍布斯所言，必须“对法庭上那些真实的人，而不是某些抽象的人的概念负责”[25]。
另外，法官的良知还从我国的传统文化中来。我国的传统文化中虽没有产生过类似西方的系统的自然法理论，也不存在超验的宗教情结，但我国传统文化中却有着异常丰富的关于良知理论的本土资源，例如：“仁而爱人”、“三省吾身”、“哀民生之多艰”、“上下求索”、“舍生取义”、“任重道远”、“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为民请愿”、“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如何把我国传统文化中知识分子的责任感、道义感、使命感、自省意识等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结合起来以产生新型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司法伦理与法官操守是一个有意义的课题。
四、如何才能使法官保持良知
首先，对法官来说，品性尤为重要。史尚宽先生曾对法官之品格有精辟的论述：“虽有完美的保障审判独立之制度，有彻底的法学之研究，然若受外界之引诱，物欲之蒙蔽，舞文弄墨，徇私枉法，则反而以其法学知识为其作奸犯科之工具，有如为虎附翼，助纣为虐，是以法学修养虽为切要，而品格修养尤为重要”。[26]所以，爱尔维希断言，“法官的人格，是法律正义的最终保障”，耶林要求法官“必须具有意志及道德勇气”。在法官必须具备的诸品性中，公正居于首位，只有公正才能对良心精心守护，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法官。那么，法官的公正从何而来呢？霍布斯认为，法官公正品性的获得，“不在于读别人的书籍，而在于自己的善良的天赋理性的深思熟虑”[27]。因此，必须确立严格的法官录用制度，以保证录用那些具有丰富的学识、善良、谨慎、中庸、有强烈的社会正义感、富有同情心、洞明世事、淡薄宁静的人作为法官。如果任命了一个心术不正的人做法官，将会出现柏拉图所说的“如果在一个秩序良好的国家安置一个不称职的官吏去执行那些制定得良好的法律，那么这些法律的价值便被剥夺了，并使得荒谬的事情大大增多，而且最严重的政治破坏和恶行也会从中滋长”[28]的结果。因此，在任何社会中，法官都应像普通法国家的法官那样，属于“文化界的巨人”，“有一颗金子般的心”，被称为“慈父般的人”，“每时每刻同时对该职业的高贵及其深刻的问题有所认识”。如果一个法官拥有尊贵的社会地位，他将其被任命为法官看成是一生姗姗来迟的辉煌事业的顶点，他必定会珍惜自己的声誉做到恪守良知和洁身自好。但如果一个社会里人人都可以成为法官——而不论他的学识、人品、性格、年龄等情况如何，法官仅仅是一种普通的职业，那么这个社会里的法官的素质将不可避免地良莠混杂，法官的品质的流向往往是劣胜优汰，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结果[29]。在这种情况下，让这个社会里的法官自身产生职业的神圣和自豪感及让整个社会珍重法官这个职业会是个非常可笑的想法，最终的结果将是，“法官不被尊重，国家将会衰亡”。
其次，法官良知的保持必须有体制上的保障。如果没有司法制度的精心呵护，任何“金子般的心”也会褪色直到完全暗淡无光。体制上的保障主要包括：
1、在法院享有解决一切法律争议（包括法律规范冲突争议）的终局权力的前提下，规定法官判决只服从法律和良心。关于法院的权威地位问题，联合国《关于司法机关独立的基本原则》第3条明确予以确立：“司法机关应对所有司法性质问题享有管辖权，并应拥有绝对权威就某一提交其裁决的问题按照法律是否属于其权力范围作出决定”。在确立了法院的权威地位后，应在《宪法》中，至少也必须在《法官法》中明文规定法官有良心的自由，规定对于法官来说，判决只服从法律和良心。
２、确立司法独立和法官身份保障的制度。联合国在《司法独立世界宣言》中确认：“法官个人应当自由地履行其职责，根据他们对事实的分析和对法律的理解，公正地裁决其所受理的案件，而不应有任何约束，也不应为任何直接或间接的不当影响、怂恿、压力、威胁或干涉所左右，不论其来自何方或出自何种理由”。司法独立要求“国家的司法权只能由国家的司法机关统一行使，其他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无权行使此项权力”[30]，而其核心是“裁判者在进行司法裁判过程中，只能服从法律的要求及其良心的命令，而不受任何来自法院内部或者外部的影响、干预或控制”[31]。司法独立意义重大，“在人类司法的发展史上，没有哪一种法律理念像司法独立那样，推动着司法的法律化、职业化进程；也没有哪一种制度像司法独立那样，锻造着法律运作的政治空间和专业意蕴”[32]。
针对我国目前司法体制安排不合理以致造成法院和法官不独立的现状,一些学者进行了学理探讨，提出了建立包括在体制上确立司法权高于行政的制度，革除法院体制安排中地方化严重的现状，确保司法权的国家统一行使；以及革除法院内部行政化管理模式，建立足以使法官保证个人独立等在内的各项具体的改革制度[33]。笔者认为，只有真正地确立了以上制度，才能使法院和法官做到真正的独立，法官在进行司法裁判过程中，才能真正做到“无须担心因秉公办案得罪他人而在职务上受到不利变动”[34]的情况下排除来自行政权力的、舆论的以及同行的种种压力，以自己的良心和声誉对自己的判决负责。
参考文献：
[1]董茂云、徐吉平,法官良知对于司法过程的意义———兼论法官良知与现代宪政体制及理念的关系[J],复旦学报2003(6),P71
[2]陈新民.公法学札记[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312
[3][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72.76
[4][7]徐国栋.民法基本原则解释[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139,137-143
[5][13][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M], 邓正来译,华夏出版社，1987.490.492
[6]蒋惠岭.论法官角色的转变[J],人民司法,1999(2),P31
[8][法]勒内·达维德.当代主要法律体系[M],漆竹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109
[9][美] 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M],商务印书馆,2004.392-393
[11]张明楷.刑法格言的展开[M],法律出版社,1999.6
[12]转引,黎国智、庄晓华.法治国家与法官文化[J],现代法学,1998(6)，P29
[14][美]伯尔曼.美国法律讲话[M],三联书店,1988.20-23
[15]转引,谭兵、王志胜.试论我国法官的精英化[J],现代法学,2004(2),P102
[16]转引,黄军峰,梁鹏,论司法公正和司法独立[J],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01(1),P64
[17][美]伯尔曼.法律与宗教[M],梁治平译,三联书店,1991.42
[18]转引,田成有.法信仰——中国法律的困境与出路[J],思想战线,98(增刊),P83
[19][英]培根.培根人生论[M],何新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216
[20]黄松有.谈法律适用中的情理[N],人民法院报,2002.2.26
[21][美]罗斯科·庞德.普通法的精神[M],法律出版社2001.42
[22]方流芳.中国法学教育观察[J],载贺卫方编.中国法律教育之路[C],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3
[23][25][27]贺日开.司法权威的宪政分析[M],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103-116,112,111
[24] 刘作翔.司法权属性探析[N],法制日报,2002.9.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