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6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其中第三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从该条文义可得知最高法院的司法态度是无论权利人是否追认，无权处分合同都属有效。但这只是暂时解决了实务中的法律适用问题，理论界关于无权处分合同是否应当有效的争论可能仍会持续下去，笔者就此问题谈一下自己的粗浅看法。

　　1999年颁布施行《合同法》第51条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该条将无权处分合同的效力规定为效力待定，如权利人不予追认，合同的效力将归为无效（以下的讨论均以权利人不予追认为前提）。由于当时我国的立法资料一般不予公开，我们无法从立法理由书中查知该条规定的立法意旨。笔者不妨在此妄加揣测一下，如此规定的理由有三，一是无权处分合同是系无权处分人未经权利人授权，擅自处分他人之物而签定的合同，对此恶意之人法律不应给予保护。而认定合同无效，直接阻断合同当事人欲达之目的，是对合同当事人在私法层面上最大的惩戒。非如此，不足以保护所有权人的利益。再比如，关于多重买卖合同，我们过去的司法实践中，通常的做法也是认定签订在后的合同均属无效。出卖人怎能不讲诚信一物多卖呢，制裁你，无效！让你达不到非法目的。二是我们过去在认定合同效力时，通常将其与合同履行结果挂钩，即合同能够实际履行为有效，如果没有履行或不能够履行则为无效。无权处分合同根本就不能或不应该得到履行，所以无效。多重买卖合同中，一个标的物无法对所有的买受人交付，所以签订在后合同无效。再比如，《担保法》第41条规定：“当事人以本法第42条规定的财产抵押的，应当办理抵押物登记，抵押合同自登记之日生效。”倘若未办理抵押登记，合同将不生效力。虽然不生效力与无效略有不同，但实际上都是按照无效合同的原则处理。等等此类，都是这种思路的产物。三是借鉴国外立法例。其他大陆法系国家如德国、日本以及我国台湾地区都有无权处分效力待定的法律规定。例如，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118条第1项规定：“无权利人就权利标的物所为之处分，经有权利人之承认始生效力。”似乎是基于以上原因，1999年我国合同法立法时亦规定无权处分的合同未经权利人追认无效。

　　随着我国司法实践大量案例的的提炼和民法理论的深入研究，我们越来越感觉到认定无权处分合同无效的弊端。一是无权处分被认定无效后，善意买受人不仅不能取得标的物所有权，甚至无法向出卖人（无权处分人）主张违约责任，要求赔偿包括预期利益在内的全部损失，而只能向出卖人主张缔约过失责任，请求赔偿信赖利益，二者之间差距甚大。对恶意之人不讲诚信的惩罚和对权利人合法利益的保护，竟然变成了伤害善意买受人的利器，无法保障交易安全，不符合合同法鼓励交易的立法目的。在多重买卖合同中，签订在后的买卖合同认定无效后亦是如此，于是，最高法院顺应实务需要，出台的《合同法解释二》第十五条规定：“出卖人就同一标的物订立多重买卖合同，合同均不具有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无效情形，买受人因不能按照合同约定取得标的物所有权，请求追究出卖人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该解释规定了多重买卖合同均为有效，解决了此问题实务中的争端。但是关于无权处分合同效力的争论似乎却愈演愈烈，特别是无权处分又往往与善意取得制度存在联系，而善意取得制度中合同效力问题争议更大。其次，将合同是否履行和是否能够履行作为认定合同效力的条件更属立法技术错误。买卖合同的订立是以物权变动为目的的原因行为，属于债权关系范畴，其是否有效应当依据《合同法》第52条来判断，况且合同有效与否应当在合同订立时就已确定，怎么能根据履行情况再倒推合同的效力呢？鉴于此，《物权法》第187条已修改了《担保法》第41条的规定，是否办理抵押登记只影响到抵押权是否设立，而不影响抵押合同的效力。《物权法》第15条还规定：“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该条确立了物权变动与其基础关系或者说原因关系的区分原则，物权是否变动，也就是说合同是否履行，不再影响合同的效力，实乃立法之一大进步。再者，上举国外及其他地区立法例关于无权处分的规定，系因这些国家和地区都是采物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承认独立物权行为理论。例如，我国台湾地区“最高法院”曾认为台湾地区“民法”第118条第1项所指的处分，“不以物权行为及准物权行为为限，买卖契约亦包括在内。”但现在通说认为第118条所谓的无权“处分”，“系指处分行为（物权行为及准物权行为）而言，不包括买卖契约在内，其买卖契约有效，无权处分人不能为给付时，应依债务不履行规定，负损害赔偿责任。”由于我国采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不承认独立的物权行为，且我国尚未制定民法典，无权处分效力待定又是规定在《合同法》内，因此，效力待定只能是指合同效力待定，而非其它行为效力待定。这说明我们在继受国外先进立法成果时，难免会望文生义，囫囵吞枣，照搬条文，失其原意。

　　无权处分合同的效力问题一直困扰着司法实践，若认定无权处分合同有效，将受到《合同法》第51条的掣肘；若认定无效，又无法保护善意买受人的合理信赖，与现代民法越来越注重保护交易安全的趋势相悖。司法实践亟需立法层面做出积极回应。最高法院出台司法解释把无权处分合同效力规定为有效，无疑是符合立法趋势的，殊值赞同。但解释法律不能无视现行法的规定，《合同法》第51条语义明确，不生岐义，该条解释与其冲突显而易见，实为法院造法之活动，难免遭人诟病。2000年出台《证据规定》时，其立法初衷也是好的，但因其多项内容与《民诉法》相冲突，备受质疑，导致各级法院掌握尺度不一，最高法院不得不又下发通知纠偏，已是前车之鉴。因此，关于无权处分合同效力问题，出台司法解释只能是权宜之计，期能在修订合同法时再做详尽规定。

　　（作者单位：河南省漯河市源汇区人民法院）
中国政府 苏联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关于组建中苏指导编制额尔古纳河和黑龙江界河段水资源综合利用规划委员会的协定


（签订日期１９８６年１０月２３日 生效日期１９８６年１０月２３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以下简称“缔约双方”），为了在平等互利、互不干涉内政和相互尊重主权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两国在综合利用和保护额尔古纳河和黑龙江界河段水资源方面的合作，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　缔约双方商定建立中苏指导编制额尔古纳河和黑龙江界河段水资源综合利用规划（简称“规划”）委员会（以下简称“委员会”）。

　　第二条　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为了合理利用额尔古纳河和黑龙江界河段水资源（发电、防洪、航运、用水等），以及保护上述河流水资源不受污染，以满足两国居民和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指导编制规划。
　　为实现这一任务，委员会有权：
　　一、指定编制规划的牵头单位和设计单位，并规定其职能；
　　二、审查和批准编制规划的任务书；
　　三、审查并批准编制规划大纲和工作量，确定缔约双方设计单位在编制规划工作中的分工；
　　四、组织进行为编制规划所必需的勘测和研究；
　　五、审查并批准为编制规划需要共同进行的工作的费用；
　　六、审查并通过规划，就第一期建设项目的选择向各自政府提出协商一致的建议。

　　第三条　委员会由中苏双方组成，每方设一名主席，一名副主席，五名委员和一名协调秘书，并由各自政府任免。委员会中方和苏方的主席，由缔约双方有关部的副部长担任。
　　委员会必要时，可吸收有关专家参加工作。

　　第四条　委员会会议原则上每年举行一次，轮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境内举行，并由会议所在国一方主席召集。
　　必要时，委员会根据一方主席的要求，经双方主席协商，可召开特别会议，也可就某些专题组织部分委员或专家会晤。
　　委员会会议的议程，事先由双方主席商定。

　　第五条　委员会会议应写成纪要，纪要共两份，每份分别用中文和俄文写成。

　　第六条　委员会会议和专家会晤的费用由接待方负担。委员会一方成员和专家到另一方国家的往返旅费，由派遣方负担。

　　第七条　缔约双方商定，双方的牵头设计单位按照协商一致的基本工作方法和共同的规划编制大纲，独立地搜集为编制规划所需的材料，进行交换，并在各自境内编写规划中的相应部分。在此基础上，根据商定的原则制定统一的规划。
　　在边界河段上的勘测设计工作，要在平等的基础上协商分工，分别或共同进行。分别进行工作的费用，各自负担；共同工作的费用，双方协商分摊。

　　第八条　委员会的成员和参加工作的专家以及执行本协定的其他人员穿越中苏国界的办法，将另行商定。

　　第九条　本协定自签字之日起生效，直到规划任务完成或缔约双方中一方通知希望终止本协定时为止。

　　第十条　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可对本协定进行必要的修改和补充。

　　第十一条　缔约双方同意，在规划工作结束后，将就签订利用和保护额尔古纳河和黑龙江界河段水资源的协议的问题进行研究。
　　本协定于一九八六年十月二十三日在莫斯科签订，共两份，每份都用中文和俄文写成，两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　　　　　　　　　　苏维埃社会主义
　　　　政　　府　　　　　　　　　　　　共和国联盟政府
　　　　全权代表　　　　　　　　　　　　全　权　代　表
　　　　　李则望　　　　　　　　　　　　尼·弗·瓦西列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