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农村初级卫生保健条例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
山西省农村初级卫生保健条例
（２００３年１１月３０日山西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农村初级卫生保健工作，提高农村居民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促进农村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根据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农村初级卫生保健，是指农村居民人人都应当享有的与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基本卫生保健服务。
第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农村初级卫生保健工作的领导，将其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逐年增加卫生事业投入，增加幅度不低于同期财政经常性支出的增长幅度，增加部分主要用于农村初级卫生保健工作。
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为农村初级卫生保健提供捐助。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坚持以农村为重点的卫生工作方针，提高处理农村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制定并实施本行政区域农村初级卫生保健实施方案和区域卫生规划，使农村居民主要健康指标达到国家和本省规定的目标。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农村疾病预防控制、卫生监督、妇幼保健、医疗及健康教育机构的建设，建立健全农村卫生服务体系。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并逐步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农村医疗救助制度。
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监督管理本行政区域的农村初级卫生保健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发展计划、财政、农业、民政、教育、人事、药品监督、广播电视、新闻出版等有关行政部门和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应当按照各自的职责，做好农村初级卫生保健工作。
第八条 乡（镇）人民政府应当支持和指导村民委员会开展农村初级卫生保健工作。
第九条 农村初级卫生保健工作实行定期考核制度。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在农村初级卫生保健工作中做出突出成绩的单位和个人，应当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农村公共卫生
第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分级管理、以县级为主的农村卫生管理体制，全面负责农村公共卫生工作。
第十一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国家农村公共卫生基本项目和规划制定实施方案。
市（地）、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按照省人民政府制定的实施方案，结合当地实际，制定本行政区域的农村公共卫生的规划和目标，并组织实施。
第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当采取多种形式，加强健康教育，普及基本卫生知识，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使农村居民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提高其健康意识和自我保健能力。
第十三条 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将农村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建设纳入村镇建设规划，并给予一定的经费补助和技术指导。
第十四条 县级人民政府和乡（镇）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实施农村集中式供水，普及自来水。各级人民政府对农村自来水设施建设和运营应当予以扶持。
鼓励和支持兴办多种所有制形式的农村自来水厂。
第十五条 在农村新建改建办公用房、学校及其他公共设施和住房，应当同时修建卫生厕所。提倡在农村修建无害化厕所。
已建成的不符合卫生厕所要求的农村户厕、公厕和单位厕所，应当逐步加以改造。
实行集中式供水的农村，应当推行厕所粪便的无害化处理。
第十六条 县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和乡（镇）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治理农村环境污染，逐步推行畜禽圈养和农村生活垃圾集中处理，开展除害灭病工作。
第十七条 医疗卫生机构应当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做好农村传染病、地方病、寄生虫病、职业病、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防治以及儿童计划免疫工作，控制疾病的发生和流行。
第十八条 医疗卫生机构应当加强农村孕产妇和儿童保健工作，提高住院分娩率，降低孕产妇死亡率和婴儿死亡率；采取措施，降低出生缺陷发生率；加强农村妇女病的普查普治工作，提高妇女和儿童健康水平。
第三章 农村卫生服务体系
第十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以公有制为主导、多种所有制形式共同发展的农村卫生服务体系。
第二十条 政府举办的县级医疗卫生机构负责农村基本医疗、疾病预防控制、妇幼保健、基层转诊、急救以及基层卫生人员的培训和业务指导。
第二十一条 乡（镇）卫生院由政府举办。乡（镇）卫生院以提供疾病预防、妇幼保健等，公共卫生服务为主，同时提供基本医疗服务，并承担卫生行政部门委托的公共卫生管理职能。
乡（镇）卫生院应当按照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实行全员聘用制。院长在具有专业技术职务的人员中公开招聘，实行任期目标责任制。
第二十二条 村卫生室（所）应当由村民委员会举办。乡（镇）卫生院、村集体以及符合条件的社会组织和个人，可以承办村卫生室（所）。
村卫生室（所）承担卫生行政部门赋予的疾病预防和妇幼保健等公共卫生任务，提供常见伤病的初级诊治。
第二十三条 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在农村投资举办医院和医疗诊所。
第二十四条 农村公共卫生工作应当由具有卫生专业中等以上学历的人员承担。
第二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加强乡（镇）卫生院中医科建设。鼓励应用中医药诊疗技术为农村居民服务。
农村中医药技术人员可以按照国家中医药管理的规定，自种、自采、自用中草药。
第二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加强对农村卫生技术人员业务知识和技能的培训，支持有条件的乡村医生接受医学学历教育。
第二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应当组织同级医疗卫生机构支援乡（镇）卫生院建设和县级医疗卫生机构，开展巡回医疗卫生服务。
政府举办的城市医疗卫生机构的医务人员晋升主治医师或者副主任医师前，应当到农村医疗卫生机构累计服务一年以上，省、市（地）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对服务情况进行考核。鼓励非政府举办的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在晋升主治医师或者副主任医师前到农村医疗卫生机构服务。
第四章 农村医疗制度
第二十八条 农村医疗制度包括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农村医疗救助制度和商业医疗保险制度。
第二十九条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指由政府组织，农民自愿参加，实行个人缴费、集体扶持和政府资助相结合，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民互助共济的医疗制度。
第三十条 省、市（地）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和协调卫生、财政、农业、民政、审计、扶贫等部门，保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工作正常开展。
县级人民政府应当成立由有关部门和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农村居民代表组成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委员会，负责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协调和指导，具体工作由其下设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经办机构承担。
乡（镇）人民政府和村民委员会应当宣传、组织农村居民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第三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应当按照实际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人数和补助定额给予资助。
第三十二条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资金由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经办机构管理和使用，应当专户储存、专款专用，不得挪作他用。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资金的筹集、使用情况应当定期公布，接受群众监督。
第三十三条 农村建立和实行医疗救助制度，救助对象是农村“五保户”和贫困农民。农村医疗救助由个人提出申请，经农村居民代表会议评议，报乡（镇）人民政府审核后，由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批准，并由卫生行政部门指定的医疗卫生机构提供服务。
第三十四条 鼓励有条件的农村居民参加商业医疗保险。
第五章 农村卫生工作监督与管理
第三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负责农村初级卫生保健工作的规划、指导、检查、监督，主要职责是：
（一）健全农村卫生服务网络，保证基本医疗和疾病预防控制、卫生监督、妇幼保健、健康教育等农村公共卫生工作的开展；
（二）制定并实施农村卫生人员培训规划和计划，加强农村卫生队伍建设；
（三）承担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工作；
（四）组织城市医疗卫生机构支援农村卫生工作；
（五）监督检查农村初级卫生保健实施方案和区域卫生规划的实施情况。
第三十六条 开展农村初级卫生初级保健工作所需经费，分别由省、市（地）、县（市、区）财政按照国家和省的规定承担。
省、市（地）财政应当安排农村卫生专项资金，用于贫困地区的农村初级卫生保健工作。
第三十七条 教育行政部门应当按照本省农村卫生人才培养规划，合理配置教育资源，督促培养适应农村基层卫生工作需要的人才，并将健康教育作为国民教育的内容，在中、小学开设健康教育课。
第三十八条 人事行政部门应当会同财政、卫生行政部门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医学院校毕业生到农村医疗卫生机构工作。
在乡（镇）卫生院工作的医学院校毕业生，其工资待遇适当高于在县级医疗卫生机构中工作的同类人员。
第三十九条 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农村药品和医疗器械市场的监督管理，依法查处非法交易和制售假劣药品的行为，保障农村居民用药安全。
第四十条 民政部门负责农村医疗救助工作。医疗救助资金通过政府投入、社会捐助、发行福利彩票等渠道筹集。
第四十一条 农业部门应当做好人畜共患传染病的动物源性疾病的免疫检疫工作。
第四十二条 环境保护部门应当加强农村环境监测和监管，严格监控污染物的排放，加强对饮用水源的监督管理。
第四十三条 广播电视和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应当督促大众传播媒体采取多种形式，开展普及农村初级卫生保健知识的公益性宣传。
第四十四条 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应当加强农村环境卫生的检查指导，组织实施改水、改厕规划。
第四十五条 农村初级卫生保健工作实行统计报告制度。
禁止隐瞒、迟报、谎报农村初级卫生保健工作有关数据。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六条 市（地）、县（市、区）人民政府未按本条例规定履行职责的，分别由省、市（地）人民政府给予通报批评。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未按本条例规定履行职责的，由同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有关部门给予通报批评，并由同级人民政府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四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贪污、侵占、挪用或者有其他未按规定使用农村初级卫生保健经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资金行为的，由市（地）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责令改正，没收非法财物，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隐瞒、迟报、谎报农村初级卫生保健工作有关数据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按照前款规定处罚。
第四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贪污、侵占、挪用或者未按规定使用农村医疗救助资金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责令改正，没收非法财物，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和其他有关行政部门的工作人员，在农村初级卫生保健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则
第五十条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办法和农村医疗救助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制定。
第五十一条 本条例自２００４年３月１日起施行。
法官个人的效用函数
龙城飞将
法官做事的原则，是个人效用的最大化。波斯纳在《超越法律》一书中，首先提出法官的“效用函数”概念。效用，是经济学的概念，指某一物品对人的有用性。效用可以分等级，可以比较大小，可以用正负数值表示对人的正面作用和负面作用。函数是从数量关系上对客观事物之间互相联系、互相依赖和互相制约的一种反映。它表示在某变化过程中有两个变量，一个变量随另一个变量的变化而变化。其中，主动变化的称作自变量，被动变化的称作应变量，这时就可以说，应变量是自变量的函数，两者之间的变量关系称作函数关系。波斯纳把如下因素列入了法官效用函数关系当中：众望（popularity）、威望（prestige）、公益、回避判决被撤销、声誉（reputation）、在政治选举中的得票。 也许，在美国，司法腐败不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所以波斯纳没有把法官私下得好处列入法官的效用函数。如果在中国，就得根据司法腐败的现实对其效用函数进行修正了。定义好法官影响法官效用的因素，就可以列出一个非常简单的、法官效用函数的模型。
U1=（tj，ti，I，R，O） （1）
U1是法官的效用，tj是法官每天用于审判的小时数，ti是他用于休闲的时间（在此界定为审判之外的一切活动，因此，tj＋ti＝24小时），I是收入（这里把它限定为法官的工资），R是声誉，O代表除法官投票本身以外法官其他效用的来源??众望、威望以及避免司法判决被撤销等等。当 tj高于一定底限时，R、O以及特别是I可以假定不随tj变化。如果一个法官什么都不干，他就会受到弹劾和被撤职，在这种情况下，I＝0。
我们假定一般法官都会安全地选择在这一底限之上。根据这些假定，法官会在休闲和审判之间分配时间，因此他投入审判的最后一小时给他带来的效用 会同他投入于休闲所带来的效用一样，因为，不然的话，他就可以通过重新配置时间，从不那么有价值的活动转移到更有价值的活动上来，以此增加他的总体效用。
在存在司法腐败的情况下，设H为风险，I1为腐败的收益，U2为腐败的实际收益或实际效用，则腐败的效用函数模型为：
U2=（H，I1） （2）
聪明的法官会在腐败的收益与风险之间寻找平衡点，以期从腐败中得到效用。若走上了“吃完原告吃被告”之路，他就总是在“提供公正的判决”的理由下进行选择。对他来说，他的最佳选择就是，不要做事太过分，不要成为出头鸟。只要能控制好这种选择，他就是安全的，从而得到其期望的效用。
贺卫方教授的一段话，是对法官腐败风险模型最好的解释：“我们面临的正是这样的情况。一方面，大众传媒不断地报道一些司法官员枉法裁判的事例，每曝光一个，被揭露的法官便要受到处理，从前曾有山东莒南县的那个法院院长，日前又有广西博白县法院的刑庭庭长，都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媒体曝光之后，照例是上级马上派出专门的工作组，调查，处理，其他法官纷纷表示吸取教训，今后一定要严格执法云云。但是，另一方面，那些促成司法腐败的制度因素却很少得到人们的重视，大家平常耳闻目睹的情况依然如故。电视台和报纸不可能在全国每个法院和检察院都派记者常年驻守，结果必然是，谁碰上了，谁倒霉；没碰上的人，依旧逍遥自在，我行我素。”
实际上，新闻记者和新闻媒体也是“经济人”，他们在对司法腐败进行抨击时，同样摆脱不了其对经济利益追求的底蕴，他们也受到“看不见的手”的支配。一位法制报社的编辑部主任这样对笔者讲过：“我们要感谢司法腐败的存在，没有它们，就没有我们的存在。司法腐败愈烈，愈显得我们有价值。这种说法，和电视连续剧《康熙大帝》中的吴三桂剿匪一样，不可不剿，不可剿光。
在进行综合考虑后，法官的总效用模型为：
U＝U1＋U2＝（tj，ti，I，R，O）＋（H，I1） （3）
时下，在中国的官场上流行着一句话：“保护自己”。蕴含其中的意义不说自明。法官作为行政官僚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不可能脱离这思潮的影响。不过，人们在奉行这一原则时并不是刻板的，而是有伸缩的。简言之，有利则伸，有害则缩。所以，上面列出的法官的效用函数，是受到几种自变量影响的变量，法官在处理任何一个案件时，一定是综合考虑多种因素，权衡案件的审理结果和审理方式对自己的利弊影响而为。
1985年，基门伊等三人发表《法官最大化什么？》 一文，提出一个法官生产函数以检验波斯纳的法官效用最大化假说。他们提出的函数包括用来说明影响法官的刺激结构从而影响法官产出的一组解释变量，也包括给法官生产提供的补充性投入。他们根据美国47个州1980年的法院统计资料，运用最小二乘法估计了他们设定函数中的所有变量，得出如下结论：“给法官的报酬愈高，法官的产出愈高……如果给法官的报酬愈多，他们工作得愈多……法官追求的是金钱最大化” 。这就是说，法官和其他的理性人经济人一样，其行为也是受简单的经济动机支配的。法官的收入报酬水平和他所审判的案件数量之间存在一种同方向变化的。如果用一条曲线来表示这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这条曲线是一条向右上方倾斜的曲线。这就直接否定波斯纳学说的非直接经济因素的部分内容，但进一步强化了波斯纳关于追求其物质利益的内容。
基门伊等人进一步认为，他们对法官行为的解释是简单的，并且是和标准的经济分析一样的。在每人经济中，要素投入的报酬是由要素的边际产品价值决定，对于法官来说，他们的工资是由州议会的立法机构确定，不是由单个法官的生产量来确定。而且，测量法官的产出的价值是极其困难的，法官的工资可能是根据州的收入水平来确定，“既然法官没有办法就他们的工资进行讨价还价，那么，他们只能调整其生产量，以便使他们可以观察到的边际产量等于其固定工资。换句话说，只有那些边际产品等于其固定工资有潜力的法官才去竞争州一级最高法院的职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