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高考移民”的法律问题

文/向品


摘要：近年来，部分考生在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报名前利用省际间录取分数线差异，通过办理非正常户口迁移手续，在分数线较低的省份获取报考资格和较多的录取机会，这些考生绝大多数未在户口迁入地实际居住和接受高中教育，即所谓高考移民。高考移民现象破坏了正常的教育考试秩序，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影响。为了维护正常的教育秩序，保护大多数高考考生的利益，中央及地方均出台了一系列政策试图缓和由此带来的种种矛盾。从中产生了一系列的法学问题，值得广大学者同仁的思考。
关键词：高考移民 教育权 迁徙自由 行政主体 平等保护 正当程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高等教育事业得到迅猛发展，高等教育步入大众化阶段，培育了大量高学历人员。学历越高，竞争力相对越强。这样以来，“一考定终生”。“可怜天下父母心”，为了子女的前途，父母们穷尽一切手段和办法使子女能在激烈竞争中占据更有利地位。“高考移民”无疑是一条捷径。
一位河南的周先生给记者算了一下：来天津把三年高中上完，要花费10万元。2004年河南省文史本科高考录取分数线564分，天津为472分，相差近100分。10万购买100分的差价，相当于一分1000元。而要是在河南参加高考要想获得一分的优势，要的就远不止1000元。在移民者眼中，能上好大学是最重要的事，哪管会挤占移入地的升学名额。海南一高考考生朱某向记者说，他们所在的学校外地考生虽只有20多人，但这些人的学生成绩却都是拔尖的。前年海南省省外考生高考成绩达到本科第一批录取分数线的人数占第一批入围人数的23.5%。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海南省政府下发《海南省普通高等学校招生报考条件暂行规定》：所有要求在我省报名参加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的人员，必须符合教育部当年有关普通高等学校招生报考条件的规定。此外，在我省参加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的考生，除往年规定的考生本人及其法定监护人在我省有户籍外，考生本人高中阶段后两个学年须在我省就读；或是考生本人小学或初级中学在我省毕业且毕业时户籍在我省；另外，考生本人在我省有户籍且其法定监护人属驻琼部队现役军人或属省人事部门确认的引进优秀人才，也可在我省报考参加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不符合以上3项条件之一，但户口在我省的考生也可在我省报考，限定报考本科第二批和专科（高职）学校。这条规定直接导致了“高考状元梦断清华”的悲剧。①虽然李洋最后为香港城市大学录取，但还是有不少人以公民享有受教育权和迁徙自由质问政府举措。
一、高考移民的合理依据
《世界人权宣言》第26条第一款规定，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高等教育应根据成绩而对一切人平等开放。《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13条第2款规定，本公约缔约国认为，为了充分实现这一权利起见，高等教育应根据成绩，以一切适当方法，对一切人平等开放。我国《教育法》也规定：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而对于迁徙自由，自1791年《法国宪法》第一次成文宪法后，各国宪法普遍间接或直接加以确立。尤其是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判例中确认美国公民有移居任何一州并享有移居州公民的同等待遇的权利。1984年《世界人权宣言》及其后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欧洲人权公约》第四议定书等都相继规定。我国作为《世界人权宣言》的第一批签字国和《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签署国，从理论上讲，是承认公民迁徙自由的。这样看来，“高考移民”是不应该被禁止的。
然而，权利不是无限的。个人不但有权利，还有义务，否则社会平衡或和谐就是不可能的。正如《世界人权宣言》第4条的规定：“自由就是指有权从事一切无害于他人的行为，因此，个人的自然权利的行使只能以承认他人的自由为前提，只能以保证社会上其他成员都能享有同样权利为限制”。在民主宪政条件下，为维护公共秩序以及保障其他公民的权利不受到破坏，宪法和法律在确认迁徙自由的同时也规定了对这一权利的限制。一般说来，迁徙自由的行使以国家安全和对公共秩序的保护为限，而且法律限制不得与宪法的基本原则和精神相抵触。当然，限制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公民能最大限度地行使宪法的基本权利与自由，而不是通过种种法律限制使之化为乌有。
对《世界人权宣言》中所确认的权利包括迁徙自由的限制，主要来自该宣言第29条：“人人对社会负有义务”，“人人在行使他的权利和自由时，只受法律所确定的限制，确定此种限制的唯一目的在于保证对旁人的权利和自由给予应有的承认和尊重，并在一个民主的社会中适应道德、公共秩序和普遍福利的正当需要。”最详尽地举出迁徙自由的例外的，要算《欧洲人权公约》第四议定书了：“对行使这些权利不得施以任何限制，除非是依据法律及在民主社会中为了国家安全或公共安全而必不可少的限制，旨在维护公共秩序、防止犯罪、保护健康或道德、或者保护其他人的权利和自由”，“依法规定的限制在民主社会中可以公共利益证明其合理性。”需要注意的是，例外应符合适度的普遍原则，以防止那类“试图用左手拿走右手已经给出的东西的条款”对迁徙权的侵犯。毫无疑问，“高考移民”严重损害了正常的教育考试秩序，给社会造成严重的不良后果，应予以禁止。
二、政府管制的价值取向
根据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政府权力是公众授予的，而公众之所以授予政府权利，是希望借政府之手解决社会纷争，维护社会公平和稳定。行政主体在选择作出何种内容的行政行为时要全面权衡各种利益关系，以作出最佳的选择判断，从而实现其实体内容的“均衡合理”，彰显社会正义。
（一）多数人利益优先保护
“人民不可能自动形成一个针对某一特定的少数进行压迫的多数。多数同意比少数手中的真理更重要。利益冲突是必然的。但究竟谁的利益应该优先考虑，只有三种选择：一是所有人的利益得到同等的保证，但实际上很难做到这一点。二是使多数人的利益服从少数人的利益，显然它又无法令人接受；三是少数人的利益服从多数人的利益，要在相互冲突的利益中找到一致行动的基础，唯有坚持多数人利益优先的原则，亚里士多德曾以才智平平的多数人的判断优于贤明出众的少数人的判断为由，替多数人掌权的政体辩护。他把多数人的集体智力优势作为多数人权力的基础。但是多数人的权力基础并不在这里，多数人的权力基础是共同利益。当他们把自己的一部分利益托付给共同体的时候，权利就同时产生了。虽然人与人之间在智力上不平等，但在共同利益领域即政治领域，人民的权利是完全平等的。在一个股份制公司中，根据占有股份的多寡确定股东权利的大小，大股东拥有的发言权要大一些，但在“国家公司”中，在对全民财产的管理中，每个人以他们同等的权利入股，对国家事务有同等的发言权。这里不存在大股东的权利和小股东的权利，只存在多数人的权利和少数人的权利。多数人的权利优先于少数人的权利，经多数人同意而产生的权力是对多数人权利的肯定。多数人的利益不可能从少数人那里得到保障，而只能由多数人来保证。人民群众不会拒绝服从真理，但真理是通过说服使大众接受的。不能强迫人们服从真理，正如不能强迫人们进食，即使是珍馐美味。在多数人未认识少数人的真理之前，少数人也只得先委屈一下。要允许人们在真理面前犹豫。少数人的正确观点要经过反复传播、获得多数共识，进而成为社会的选择。正确的观点产生正确的决策，但只有同时获得了多数同意后，正确的决策得到了正义的支持，才有了推行的可能性。因此，即使是正确的政策，为民谋利的政策，如果在没有得到公众多数同意的情况下强力推行，仍然是不行的。一旦今天容忍了正确的政策能够不顾公众的反对大力推行，那么明天他们就只好被迫接受所有那些自称是正确的政策了。②
在迁徙自由还未写入我国宪法的今天，“高考移民者”显然只是少部分的有钱一族，如不对他们进行规制，显然对移入地和移出地的考生均不公平，也就没有保护“多数人的利益”。
（二） 相对人权利平等保护③
“阶级的产生把原始平等状态推入了不平等的深渊，但从那一刻开始，人类就从未放弃过对平等理想的追求。”
1、 对人权利主体对同等权利有相同的权利实现预期
权利实现的预期是指权利人对权利享受的最终发展结果所作的判断，它是权利人在未实现权利之前主观上的认识。权利实现预期的主体不是笼统而言的相对人，而是某一权利的权利主体，一般是与某一权利有直接关系的某个权利人或某个社会组织，相对人对权利实现和享受的满意程度是判断权利是否得到平等保护的最为重要的标准，同一性质的权利若在不同的行政主体有相同的实现过程中的主观预期，此时这种权利保护不平等的状态就不可能发生，即使发生也不会在相对人之间造成极大震动。然而有时尽管行政主体创造了同等的保护条件，履行了同等的保护职能，也付出了同等的保护努力，但由于相对人社会地位、文化程度、地理位置等不同最终在权利获取方面有可能不同。因这样的不同而产生的主观预期的差别也应当是合理的。为了公平起见，行政主体就对某些特殊地区特殊群体进行某种倾斜、照顾、补偿。如美国一些行政许可就采取了差别待遇，以确保能平等对待少数民族、黑人、墨西哥后裔、美洲土著人和有西班牙形式者及妇女。此外，对于他们在受教育的权利方面亦给予特殊照顾。
2、行政相对人在同等条件下同等对待
行政主体并不一定把每种属于相对人享受的权利都不折不扣的交于每一个相对人。智力上的差别、体力上的差别、传统文化因素影响上的差别决定了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做到权利享有的绝对平等化。我国由于历史原因，不同地区在诸方面发展不大平衡，行政主体对权利的保护最终不可能使行政相对人就同一权利得到相同利益，它所要做的是在总体的社会性行为中做到平等，也就是说创造平等的外围环境，为相对人权益的实现提供平等的机会。当然，创造机会均等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人们必须认识到这样的事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有效实施，正如真正机会均等原则的实施一样，需要历时多年，甚至几十年。如果你试图做得过快，你就要考虑到某种强大的反弹。”
正如前文所述，“高考移民”者就其个人权利的实现而言固无可厚非，然而政府对他们的压制则是站在更高一层从大多数人利益及整个社会的公平、秩序来考虑的。对新疆、西藏、宁夏、贵州、海南等省的优惠政策是基于当地的实际情况、为保证当地考生享受高等教育的权利而做出的。这也符合《教育法》的有关规定。“国家根据各少数民族的特点和需要，帮助各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教育事业。国家扶持边远贫困地区发展教育事业。”如果严格按照平等公平的字面意义要求全国划定统一分数线，是不现实的也不理智的。这里，笔者有意将上海、北京排除在享受优惠待遇之外。从教育资源配置上讲，向某些不发达地区进行某种倾斜，是为了对已有的某些不平等进行补偿，但给已经具有教育资源绝对优势的城市补偿就让人摸不着头脑。
三、合理行政背后的缺憾
“国家必须遵守它所制定的法律，只要该法律未被废除。国家可以修改或取消某项法律；但只要该法律存在，国家限制行为，行政行为和司法行为都必须在该法律法定范围之内。”④法治国思想的基本精神在于使国家公权力从属于法律，这种精神在行政领域的体现就是行政法治原则，即作为国家公权力之一的行政权也应当到法律的支配。公权力的行使必须符合公平、正义的观念。在法国，行政法治主要包含以下三项内容：1、行政行为必须具有法律依据。2、行政行为必须符号法律要求。第一，形式合法。指行政行为的方式和程序符合法律的规定。由于法律规定的大部分形式和程序是出于保障相队人权利的考虑，因此行政机关必须遵守。第二，目的合法。首先，任何行政行为都必须符合法律的一般目的，即必须以实现公共利益为目的，而不能出于以私人或党派或所属团体的利益。其次，行为必须符合法律授权的特别目的。行政法院可以审查行政行为的权力为由予以撤消，从而使每一项行政行为都处于行政法院的监督之下。⑤
不可否认的是，中央和地方出台的一系列限制“高考移民”的办法、决策是没有法律指引的。要在法国，行政法院完全有理由撤消该行为。而在我国，事中监督（从行政决策的过程即是否遵守法定程序来评价其价值）和事后监督（从行政决策的最终结果来评价其价值）均不健全，使许多类似决策成了“漏网之鱼”。因此，为了确保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间的平衡状态，必须改变现有局面。然而，我们不可能走法国“行政法院”模式，也不可能在期待在短期内将现有监督体制修修补补以期完整达到其应有之义。更现实的做法是，要求行政主体行使职权时必须符合行政程序，这既是民主与法制的要求，也是科学与效率的需要。公正的程序规则可以维持公民对行政机关的信任和良好的关系，减少与行政机关之间的摩擦，有可能最大限度地提高效率。最典型的是听证制度。“它要求享有听证权的人有权通过论辩权支持自己的主张，无论其论辩多么简单；在必要时，有权提供证据支持自己的主张，无论这些证据多么非正式。”
程序必须是正当的。正当程序并不是一个与时间、地点和形势不相关的技术性概念。它是灵活的，要求我们根据不同的情况提供适当的程序来判断行政机关所提供的程序保障。在1976年美国发生的Mathews V.Eldrige一案中最高院提出了如何依不同的情况来判断行政机关所提供的程序保障是否符合正当程序要求的方法论即权衡政府利益、个人利益的重要性及所适用的程序可能产生的利益，并应体现“最低限度公正”之要求。它基于这样一条信念：某些程序要素对一个法律过程来说是最基本的、不可缺少的、不可放弃的。它强调了程序公正的基础性意义，但它并不排斥行政程序对效率因素进行相当的考虑，这是因为：（1）“最低限度的公正”为程序及其结果提供了某种正当性，可以减少行政过程中行政机关与相对一方的摩擦，增强相对一方对行政机关的信任与合作意识，因而提升效率（2）“最低限度的公正”并不简单等同于“公正优先”。它本身蕴涵着对行政程序灵活性的认可，允许程序在满足这些基本要素的前提下根据具体的时间、地点和条件进行相应的制度安排，对公正与效率进行平衡。⑥
四、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面对一年高过一年的高考移民热，到底应采取什么手段才合适而不致引起非议呢？
1、制定专门的《学生法》、《考试法》等法律，维护考生的合法权益。
（1）法律应明确规定高中毕业生参加高考的一些基本条件和资格，特别是对高考报名中的户籍条件做出明确的严格规范。通过立法，改变目前各地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和各高校园招生录取工作上诸侯割据的混乱局面。
（2）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在分配录取人数比例时，必须遵循公正公开原则，设立听证程序，在听取公民、各地方、学生家长和参加高考的当事人等各方意见并充分论证的基础上设计出名额分配计划，进行公示，经过异议审查之后，确定最后的方案。
2、继续保留对某些残疾人、经济、文化教育落后地区的优惠政策。加大对教育落后地区的各方面扶持，尽快改变落后地区的教育条件。
3、考生通过不正当迁徙户口手段达到有限录取的违法行为设定统一制裁的方法；对行政机关利用职权违法办理户籍迁徙的行为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对因政策已给考生造成的不当伤害要由政府出面协调解决或给予补偿。⑦


参考资料：
①详见www.cqwb.com.cn/webnews/htm/2005/9/16/161677.shtml
②详见www.blogchina.com/new/display/print/67488.html
③详见关保英《论行政相对人权利的平等保护》，载《中国法学》2002年第3期
④狄骥《宪法学教程》，王文利等译，辽海出版社、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29页
⑤参见王名扬《法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⑥王锡锌《正当法律程序与“最低限度的公正”》，载《法学评论》2002年第2期
⑦缪愫生《高考移民的法律控制》，载《行政与法》2004年第10期


 `论仲裁与调解相结合的纠纷解决方式

周成泓*
（西南政法大学 重庆400031）


摘要：本文运用“双重获得合意”理论论证了仲裁与调解相结合的纠纷解决方式产生的必然性。接着文章对仲裁与调解相结合作了理论分析，论证了其合理性，指出其根本属性是契约性，其价值有公正、效益和安定。文章并简要介绍了仲裁与调解在国内外的起源和发展的情况。最后，文章提出了完善我国仲裁与调解相结合制度的几点构想。

关键词：纠纷解决； 仲裁与调解相结合；双重获得合意；契约性;制度设想

近年来，在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ADR）领域，有一种将仲裁与调解相结合起来的趋势。这种“仲裁－调解”程序经常被应用于许多商事案件的处理之中，法院对这种做法亦表示了认可。在国外，1997年一个关于ADR实践的调查表明，在接受调查的600多家公司中，大约40％曾经尝试过“仲裁－调解”程序。 [1]但反对这种做法的人也不在少数。仲裁与调解能否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能否产生良好的效果，在国际仲裁界引起了持久而热烈的讨论。笔者不揣浅陋，从纠纷及其解决的一般原理出发，提出并论证了自己关于这一问题的观点，并提出了完善我国“仲裁－调解”制度的一些构想，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仲裁与调解相结合概述
（一）仲裁与调解相结合的概念
“仲裁与调解相结合”是一种复合式的争议解决方法，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仲裁与调解相结合”泛指仲裁与调解相结合的任何ADR程序。 [13 主要包括：
1、“先调解后仲裁”（Med－Arb）。其含义是，当事人为解决争议，先启动调解程序，调解不成或调解成功后再进入仲裁程序。
2、“仲裁中调解”（Arb－Med）。其含义是，当事人为解决争议，先启动仲裁程序，在仲裁程序进行过程中，仲裁员对案件进行调解，调解不成或调解成功后，再恢复进行仲裁程序。
3、“影子调解”（shadow Mediation）。其含义是，当事人为解决争议，先启动仲裁程序，在仲裁阶段的恰当时候，启动平行的调解程序，由调解员对争议进行调解。如果调解成功，则了结争议；如果调解不成，则争议由仲裁解决。
４、“调解仲裁共存”（Co－Med－Arb）。这是一种结合了调解，影子调解，小法庭和仲裁诸因素的程序变体。在这种程序中，调解员和仲裁员相分离，但他们都参加法庭听证，仲裁员不参加调解员私下会晤，调解员要向仲裁员披露在调解中所获悉的秘密。随着仲裁程序的发展，调解员旁听全过程，并可在适当时候对当事人进行调解。[14]
5、“仲裁后调解”（Med-Post-Arb）.是指当事人在仲裁程序终结后利用调解程序解决仲裁裁决执行中的问题。由于执行中的调解与仲裁程序的终结之间可能存在时间上的不连贯 ，因而这种方式更接近于独立的调解或临时调解。
〈仲裁规则〉）规定的是第二种。而国际上一般认为仲裁调解相结合包括了二者结合的各种形态，均用Med－Arb来表示。因此，本文主要讨论的是第二种方式。但其原理对其他方式亦有一定的适用性。
（二）仲裁与调解相结合的性质
关于仲裁的性质，目前学界有四种不同主张，即司法权论、契约论、混合论以及自主论。而关于调解的性质，通常认为只具契约性，也有人认为在一些国家它还具有司法性。作为仲裁与调解的结合，仲裁与调相结合制度的性质就更为复杂。笔者以为，仲裁与调解相结合，尤如仲裁一样，只具有契约性。
首先，从仲裁与调解相结合的起源来看，它具有明显的契约性。在仲裁中进行调解是中国从20世纪开始发展起来的一种争议解决方式，它的出现正是为了适应当事人的需要，可以说，它是许许多多的当事人在意思自治基础上反复、长期实践经验的结晶。
其次，从仲裁与调解相结合的程序来看，它也具有明显的契约性。是否提起仲裁，在仲裁中可否进行调解，仲裁机构的选定，仲裁员和调解员的选任，仲裁员在调解中的角色和作用，程序如何进行，是否达成和解协议等都要由当事人合意决定。并且，当事人还可以约定调解成功或不成功的后续程序如何进行，以及调解过程中当事人和仲裁员的陈述意见、建议和方案等事项在以后的仲裁程序或司法程序中的可采性。总之，与仲裁中与调解有关的各个阶段无一例外地体现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因而具有显著的契约性。
第三，不能因为法律确认了仲裁与调解相结合的制度，便认为它具有司法性。法律对这一制度进行确认的目的，只是借助国家权力来保障这一制度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同时限制它不向背离法律基本原则、社会公共利益的方向倾斜，这与以行使国家权力为特征的司法性并无必然联系[15] 。比如，当事人意思自治是私法领域内各国普遍接受的原则，但对该原则的适用，法律既鼓励、支持，也限制、监督，但不能因此认为该原则具有司法性。必须明确，司法性不同于法律性，前者只关注法的适用，而后者还包括立法。法律之所以规定仲裁与调解相结合的制度，法院之所以支持和监督这一制度，正是在私法领域内，承认并保障当事人在不违背强行及公共政策的前提下，适当行使选择争议解决方式的自由。
第四，仲裁立法和仲裁实践的发展趋势也体现了仲裁与调解相结合制度的契约性。1958年《纽约公约》使弱化法院干预，强化仲裁效益的精神得以确立。在仲裁调解立法方面，以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1980年制定的《调解规则》、1985年制定的《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为标志，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受到空前的重视。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非仲裁地化亦以摆脱仲裁地法院干预，实现完全的当事人意思自治为目的。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围绕成为国际仲裁中心的竞争，仲裁立法愈趋自由化，以便为仲裁提供更为宽松、优越的环境。
第五，混合论看似公允，但认为一种法律制度同时具有好几种属性，于逻辑上很难说得通。事物性质指的是该事物的本质属性，一个事物同时具有好几个本质属性，与哲学原理是相矛盾的━事物的本质属性只有一个。
第六，自治论注意到了现代商业需要对于仲裁的巨大促进作用，有其合理的一面。然而，当前大多数的仲裁实践还是在具体的国家法律框架内进行的，游离于国家法律之外的仲裁、调解虽有增长趋势，但还没有形成主流。因此，自治理论尚不足以概括仲裁、调解的全部现实，因而也难以说明仲裁与调解相结合制度的本质特征。
（三）仲裁与调解相结合的价值目标
一种新的纠纷解决方式之所以能够存在，肯定是有着其他纠纷解决方式所不可比拟的优越性。换言之，正是由于某种纠纷解决方式有着独特的功能，才使得它能够得以产生发展。仲裁与调解相结合也不例外。
仲裁与调解作为仲裁方法的扩展，其价值目标与仲裁的价值目标有重叠之处，但又有所不同。笔者以为。仲裁与调解相结合除具有仲裁的基本价值--公正、效益之外。它还具有“安定”的价值。为了避免重复，笔者将“公正”价值，“效益”价值放到本文的“理论争鸣”部分予以论述，这里只讨论“安定”价值。
所谓“安定”，是指生活或形势平静、正常、稳定。[16] 仲裁与调解相结合允许以和解协议解决当事人之间复杂的法律争议，在当事人之间建立合意，满足双方的经济利益。由于体现了双方的自愿，和解能够激发当事人履行协议的诚意，从而保证了调解结果的相对稳定性。从更深远的意义来讲，和解超出了纯粹的法律和经济范畴，它能够合理扩张，延伸到单纯的仲裁难以触及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领域，有效地保持和促进当事人之间的合作关系，增加远期利益，在当事人之间以至社会上形成了更为广阔的安定局面。正如一位学者指出的那样，仲裁与调解相结合，实现了“当事人意思自治与国家法律的统一，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统一，合乎法律与合乎情理的统一。”[17]
二、仲裁与调解相结合的起源和发展。
（一）仲裁与调解相结合在中国的起源和发展
仲裁与调解相结合的做法起源于中国，是与中国深厚的调解文化分不开的。早在西周时期，我国便有了关于调解的历史记载。经过漫长的历史演进，中国的调解观念已是根深蒂固，形成了深厚的社会文化积淀。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首创的仲裁与调解相结合的做法，可以说是传统文化和现实需要激情碰撞的结晶，被誉为“东方经验”。[18]
仲裁与调解相结合在中国的起源和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的仲裁，以及在仲裁中进行调解，始于20世纪50年代，由于受苏联模式的深刻影响，1956年的《仲裁程序暂行规则》中没有规定调解。但在仲裁实践中，受中国传统调解文化的影响，调解逐渐被提升至相当高的地位。20世纪70年代，对外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又与美国仲裁协会共同创造了“联合调解”的纠纷解决方式，是仲裁史上的又一创举。
第二阶段，20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末。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1988年，贸促会制定的《仲裁规则》第37条规定可以对仲裁条件进行调解。这是我国首次在仲裁规则中规定调解。94年修订的仲裁规则在仲裁与调解相结合方面增加了若干重要条文。94年颁布的仲裁法首次以法律形式确认和规定了“仲裁与调解”相结合的制度。
第三阶段，2000年10月颁布的第六套仲裁规则进一步发展了仲裁与调解相结合的制度。包括增加规定了当事人在仲裁程序开始前进行的调解如何与仲裁相结合，并且通过简易的仲裁途径使得调解所取得的成果具有了法律上的强制执行力。
（二）仲裁与调解相结合在国外的起源和发展
受法律体系不断完善，法律从业人员不断增加，以及经济纠纷多样化的影响，仲裁不断受到诉讼和调解的冲击；另一方面，由于过于强调正当程序，过于强调其司法性，仲裁如同诉讼一样，“如大象一样笨拙费力，但却没能节省法官半点的才智”，并且也无权将固执的当事人说合。仲裁变得过分缓慢，过分正式僵硬，过分昂贵。[19] 这使得商业交易的当事人感到厌烦并转而寻求替代的纠纷解决方式。调解与仲裁相结合便是其中的一朵“奇葩”。[20] 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立法者都意识到“重视、适应并满足当事人的需求是至关重要的。”[21] 从而在各自的立法中对仲裁与调解相结合制度作出了规定。
１、立法规定
（１）大陆法系。由于大陆法国家传统上允许法官调解案件，这一做法自然也惠及于仲裁。但仲裁员在仲裁程序中进行调解的做法通常未为法律明文规定，只是荷兰例外。荷兰1986年的《仲裁法》第1043条规定了仲裁员可以尝试调解。 [22]
（２）普通法系。传统上对法官和仲裁员进行调解持反对态度的一些普通法国家，近来态度却发生了积极的变化。如1993年和1999年英国商事法院发布的指导性的司法陈述（Practice statement），鼓励当事人以诉讼的方式来了结案件。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印度1996年制定的《仲裁与调解法》，该法第80条规定，仲裁员在当事人同意的情况在仲裁中可以调解案件。
２、仲裁规则
世界上各仲裁机构对仲裁与调解相结合的态度不尽相同。有的明确规定仲裁员有权对同一争议进行调解，如印度仲裁院的仲裁规则第42条允许先调解后仲裁的纠纷解决方式。有的仲裁规则只是一般性的将调解作为解决争议的一种可能方式，但并没有规定具体的调解方式，如美国仲裁协会《商事仲裁规则》。有的仲裁规则规定，仲裁员可以用最经济的办法来解决争议，如瑞典《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仲裁规则》。尽管具体规定各不相同，但各仲裁规则几乎都实际上允许仲裁员担任调解员。
三、仲裁与调解相结合制度的法理学本质
何谓纠纷？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我国学者顾培东先生认为冲突的法学本质是：主体的行为与社会既定秩序和制度以及主流道德意识的不协调或对之的反叛。[2] 日本学者千叶正士认为，纠纷（conflict）涵盖了冲突、争执、竞争、混争等方面。[3]笔者以为，不管如何对纠纷进行定义，从实质上看，纠纷就是围绕利害关系产生的对立，是现有关系的失衡。仅就微观而言，这种失衡是纠纷主体之间利害关系的失衡；而就宏观方面来说，这种失衡是社会整体利益关系的局部出现了不平衡。因此，纠纷的形成既是纠纷主体相互行为的过程，同时也是一种社会运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相关社会成员的价值准则、社会规范的状况，以及作为社会介入之标志的第三方等因素，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纠纷解决的过程及其结果。[4] 故而，我们应当重视纠纷与社会的深刻的内在联系，将纠纷的解决视为一种社会过程，从参加过程的个人行动层次上把握其解决。另外，我们不能一味强调纠纷对秩序破坏的一面，强调纠纷的解决对秩序的恢复，还应当同时看到纠纷之解决的创造作用，看到其形成新秩序、新关系的一面。
针对纸面上的法律与实际上的法律（即活法）之间存在的隔阂，以解决纠纷和审判程序方面的开拓性学说而闻名于世的日本学者棚濑孝雄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从制度分析转向过程分析”的口号，认为关于解决纠纷和审判的研究尤其要着眼于主体的侧面，特别是程序参加者的相互作用；纠纷处理结果的正当性和约束力的基础是交涉性的合意，过程分析的两个基本的价值性因素是主体与合意。评价纠纷处理过程功能的标准有四个，即纠纷的终结、满意的程度，社会效果及代价。[5] 笔者认为，纠纷当事人的满意程度是衡量纠纷解决效果的最为本质性的标准，因为纠纷解决制度归根结底是为当事人服务的。现代民法理论认为，私权主体是合理地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的“经济人”，在民事活动中，当事人被假定为是自己利益的最佳判断者，因此，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是现代民法的灵魂。[6] 当事人按照自己的意思解决纠纷，自然就会感到满意，因为一方面纠纷的解决是由其合意进行的，他没有理由不满意；另一方面，按照自己的意思解决纠纷，他们还会有一种人格受到了尊重，被平等对待了的感觉。而这正是影响当事人对纠纷解决过程及结果接受程度的重要因素。因此，可以说没有合意，就没有纠纷的最终解决。当事人的合意是纠纷解决的绝对的正当性原理。[7] 在这里我们必须将纠纷的解决与了结分开来。[8]也正因为如此，棚濑孝雄提出了“双重获得合意”的纠纷解决研究的理论框架，即纠纷处理的开始和最终解决方案的达成，均须获得当事者的合意。[9]
那么，以合意为本质特征的调解，能否达到真正的合意呢？答案是：很难。棚濑孝雄对此作了精彩的论述。他将对立消除型调解分为判断型、交涉型、治疗型、教化型四种，并认为会因种种困难，而在四种调解模式之间出现反复流动的不安定态势，表现出“合意的贫困化”，具体表现为：第一、合意向“同意”变质，即如果把发现“客观的正确解决”作为调解的目的，调解者的判断就会在程序中占主导地位，当事人之间的合意只是对这种判断的“同意”。第二、合意的“好意”化，即合意已不仅仅是在解决纠纷这一点上的意思一致，而且有了约定“消除对立并恢复友好关系”的合意，这样就抑制了当事人的权利主张，导致了其内心并不情愿的妥协。第三、合意向“恣意”的变质，指当事人不能理性地控制合意的内容，强力的一方可以随心所欲地把自己的意思强加于对方。[10]